1、我们所掌握的整个宋代皇家藏书的最高估算数字大约1177年的72567卷
2、晚明出版者的兴趣也会被消费者的口味所激发。对于同样的著作，读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印本而非抄本，他们看中抄本更多地是因为其美学价值，尤其是书法，而不是其内容的稀有。这种更注重抄书者，而不是书本身及其内容、价格的现象，突出说明了到16世纪末的江南书业中印本在总体上崛起的程度。
3、一句古老的谚语自宋代以来被无数藏书家所引用，简要地概括了中国人对于借书这件事的普遍态度：“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由于担心后代遗忘这古老的智慧，许多藏书者都在他们的书上盖上措辞同样直率的印章。唐代藏书家杜暹在他的书上盖了一方著名的印：“鬻及借人为不孝。”这句话不断被后代藏书家引用，如万历时松江府最大一宗藏书的主人。
4、有一条13世纪的史料，是关于驾船往来于江南杭州、湖州和秀州等城乡的书贩的。……到元代，这种“书船”常常出自江南湖州府。除了船舶生产、藏书家和图书出版，该府还以拥有大量书商闻名，这些书商用船将书发往整个江南地区的藏书之家；此外该府还以工匠闻名，这些工匠不仅在湖州，也在其他地方从事书籍生产。
5、一部书、一部书稿及一部印本的诞生，象征着知识从作者个人拥有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最终进入读者手中。
6、16世纪苏州藏书家钱毅的印文走的更远：“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其真愚！”更加极端的是另外两位藏书家印文中的危言恫吓。吕坤（1536―1618）于1579年刻了一方藏书印，禁止他的儿子出借或毁坏父亲的藏书，如有任何违逆将被逐出宗祠。两个世纪以后在松江府，藏书家王昶（1725―1806）有这样一方印：“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棰。”
7、为了探究16世纪如此低廉的抄写费用，对于大量印刷书籍在财务上的可行性意味着什么，可以作两个合理的假设：首先，所有其他的印刷或抄写成本都是一样的（除了木板本身），并且在整个16世纪没有变化；其次，李诩所用手抄本中成本为0.1 文的一叶，如同那些刊刻成本大约为140文的雕版一样，上面大概有相同数量的400到500个字。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一个16世纪的商业出版者想卖几千部、而不是几百部，最多可能达到30000部书的话（而且一副刊刻得好的雕版本身在印了这几千或几百部之后仍然可以出售），他会把兴趣从抄书转向印书。
8、然而李如一的名声十分好，因为据说他从苏州藏书家钱允治那里借了一部书，而还给钱一部他自己抄的副本，把原来的本子据为己有。
9、另一个对租书铺的活动有详细记载的地方是19世纪末的北京，在那里租书铺通常位于普通的街道，是馒头铺的一项副业。租书的范围仅仅比福州略宽一些――鼓词和公案小说集――这对一个有抱负的学者来说又是没什么用处的。像福州一样，这些北京的租书铺也面临读者偷书和毁书的困扰，为此他们在书上印上下列警示，其粗俗难耐为福州的铺子（由于那里的顾客主要是妇女？）所不及：
本斋出赁抄本公案。言明一天一换，如半月不换，押账做本；一月不换，按天加钱。如有赁去将书哄孩，撕去书皮，撕去书编，撕纸使用，胡写、胡画、胡乱改字者，是男盗女娼，妓女之子，君子莫怪。
10、换言之，即使在明末低成本的情况下，商业出版的财务逻辑也倾向于不鼓励出版新书的冒险性选择，而是鼓励印刷那些在一个可以合理预测的市场里已经得到证明的畅销书。这些十拿九稳的出版物的目的娱乐多于教化，范围主要包括几个著名诗人和散文家的著作、科举应试手册、医书、“小说”、名作选本及流行时尚和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