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百家讲坛特邀主讲嘉宾。作家、历史学者。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 ，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2006年调入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著有《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等。作品发表于《当代》、《天涯》、《钟山》等刊物，并在《当代》开设《史纪》专栏。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辽宁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散文家奖”提名。2013年起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张宏杰经典语录名言名句大全，欢迎大家阅读收藏。
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乾隆很清楚喇嘛教对安定西藏和蒙古的作用。他多次说过“兴黄教，所以安蒙古”，“敬一人而千万悦”。他高屋建瓴，进一步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他也由此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
2、当一种暴行是由众人一起完成时，每个参与者的罪恶感都会大大降低。
3、隋炀帝确实荒淫而且荒唐,他心性浮夸,把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作风带到了国家的行政上。但是他一系列荒唐行为背后所表现出的瑰奇华丽的创造欲,却淹没在史实当中。实际上杨广是个天赋极高的人,他才华出众,从他留下来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文笔相当出色
4、心理学家说，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满洲人在政府中国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坚决要求被征服者剃发改服，即使逼得这些人再度反抗也在所不惜。而许多本来已经投降的汉人，仅仅因为保住自己的发式，却再一次选择了死亡。因为双方都明白，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改变，这实际上是为精神举行的葬礼。这种改变，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人格独立，彻底放弃了价值体系，把自己变成异类。
5、他们谨循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6、他是一个聪明、热情、热爱生活的人，更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男人。如果在大业五年“及时”去世，隋炀帝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功业最显赫的帝王之一。导致他身败名裂的主要原因，是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的雄心催促他把车开得太快，终于车毁人亡。
7、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8、科举制并不是自创生即完备周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也曾经历了失误、挫折,甚至后退。但是,由于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的持续努力,它一步步地完善,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9、但是，终乾隆一朝，皇帝对黄教领袖，一直极尽尊崇之能事。他把父亲的故府雍和宫改成喇嘛庙，以示对喇嘛教的尊崇。他对达赖和班禅提高了礼遇规格，为了迎接班禅远来，他专门在承德为班禅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普陀承宗之庙。这座庙耗资巨大，仅为其中的一座殿宇顶部镀金，就花去黄金一万五千四百多两。他亲派皇六子远赴内蒙迎接，在承德的接待更是不计成本，优隆备至。
10、这个权力的象征物里，批发着世界上最密集的阴谋，笼罩着世界上最严密的规矩，呈现着人间顶级的浮华和奢靡，却惟独缺乏一样东西：简单平凡的亲情。
11、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
12、这是一个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13、天下事物，只有足够“低幼”才能流行，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要说正宗，中国佛教当然要以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三藏法师创立的唯识宗为正宗。然而事实是，唯识宗因为经典太浩繁逻辑太细密，不适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灭。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却因为它超出寻常的简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14、从设计原则上看,科举制遵循着平等竞争的精神,打破了门第出身对人的限制,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精神资源。应该说,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四大发明相比,它毫不逊色。
15、曾国藩终生对“恒”最为用力。举读书一例，他推崇“读书不二” ：“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询外为人。”
16、农民起义似乎也只有在中国才如此频繁的上演。西欧从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的800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去七八次。另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
17、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们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公民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18、只要你才气不足以掀翻地球，那么你就有必要”经营”一下自己。
19、中国历史流传最广的思维方式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这段话深得我心，我很不喜欢某些总写心灵鸡汤类句子的，总是空口安慰或愚惑人们要看淡放下，才能得到幸福快乐之类。因为真的只有虚幻的自欺而已，并无理性逻辑。
人生挫折、爱情烦恼等等并非看淡放下即可消亡或解决，还是得去做实际行动。
所以，人生，真正的力量是勇气和前行，而不是看淡或放下。
20、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21、修改直至销毁记忆，本来是专制统治者的专利，但乾隆以比祖先更残忍的方式来掩盖祖先的残忍，就无论如何不可原谅了。 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专制统治者的自私和阴狠。乾隆心里十分清楚，不论工作多么细致，仅靠官员们的搜查，是不可能禁绝所欲不法文字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制造空前的恐怖，使臣民们自己主动悄悄销毁家中的不法文字。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乾隆帝蓄意制造冤案、。酷案，把一些语义含混的文字打成大案，借无辜者的脑袋来恐吓天下之人，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22、乾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亲的那一半非常优秀自不待言。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色素质在此前历代皇帝身上已经体现无余。极高的智商、强大的自制力、无穷的精力、无比精明的头脑、难以扼制的进取精神，乾隆身上这些素质主要应该都是得自父系。 乾隆母亲孝圣宪皇后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是支撑这些精神因素的强大身体基础。乾隆皇帝体格之健壮，寿元之高厚，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绝无仅有。在乾隆以前，五位皇帝平均寿命为五十四岁，而乾隆活到八十九岁，比其祖先的平均年龄高三十五岁。
23、胡适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去美国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水至柔，柔可以克万物。
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理性逻辑思维告诉他，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24、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
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
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
25、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缺乏自省精神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封闭完足的文化体系包围下，一切都有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26、不过当代史学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雍正的暴亡是服用丹药所致。 作为清代帝王中最有个性的一个，雍正的为人行事多有离经叛道之处。他精研佛法又迷信方术，对道教的丹药理论十分感兴趣，平时爱吃丹药“即济丹”，还经常把它赐给自己的亲信大臣。他在后宫之中养了几位道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他提炼能令他增强精力、延年益寿的“仙丹”。（《雍正传》）虽然正史不敢记载，但考诸多种史料档案，原本没有致命大病的他，应该确系病急乱投医，在道士的劝说下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提前离开了人世。最有力的证据是雍正死后第三天，嗣皇帝就将宫中那些炼丹的道士全部扫地出门。（《清高宗实录》）
27、王莽像一个高明的演员，给人们留下了最动人的造型。是啊，在这个纲纪崩溃的时代，人们最痛恨的是上流社会的穷奢极欲，最痛恨的是裙带成风。而王莽恰恰恭俭勤政，恰恰大义灭亲。他准确地击中了人们感情中最脆弱的部分，让所有人的心都成为俘虏。
28、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29、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是被锁定为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扩张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是颠沛流离当中，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发现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历史中，堕胎和弑婴一直是回首往事，他越来越认同，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
30、“英国人很容易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
31、“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原有的奴隶，一律恢复自由民的身份。一道令下，三百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32、雍正以工作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意儿。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甚至显微镜。
33、中国人天生缺乏严密的组织素质,他们习惯于含混松散的社会状态。他们虽然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但是他们在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无疑有那么点差劲。
34、多年周旋在政治旋涡之中，王莽已深谙政治的玄机。他的理想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但是他实现理想的方式却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刚入仕途，他只知一味刚强，做事恪守原则，说话直言不讳，这种性格使他在宦海沉浮的前几年吃尽了苦头。而现在，他在刚强中已经糅入了一丝阴柔，做事更讲究方式方法，他知道了进退，知道了等待，知道了利用他人的弱点。
35、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威尔伯)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漆。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意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36、晚年的他仍然劳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说：“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这并非漂亮话，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虽然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下肢浮肿、脚软、庙气、失眠诸症，更因青光眼、白内障导致一目失明，“难于阅读”，“不能多见客，不能多说话”，他却仍然尽职尽责地为国工作，一点也不偷懒。
37、我们心中的负能量需要有释放的渠道，一旦它没有被认识、理解、释放，就会失去控制，形成各种各样的性格、家庭、社会问题。
它会从忍耐过渡到压抑，然后可能因为一个导火索而爆发，变得愤怒，最后变得罪恶。
恶，有时就像细菌。如果它没有合适的生长空间，那么它会一直压抑着自己，积蓄着自己的能量。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放肆扩散，无法抑制。
38、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方式。中国政府处理民众上访，一直是这样的思路：一方面，惩戒不法官员；另一方面，对于上访者也绝不给好脸子，以免鼓励这种歪风。所有带头上访者，不管有理没理，最后从来没有好下场。
39、白天我大脑中犹如热恋中的大脑总想着恋人的脸一样，总是转着＜大家＞那黑色的封面。
40、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41、乾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过许多或高明、或精明、或阴鸷的手腕。
有清一代 ，喇嘛教是国教，但乾隆并不信黄教。他在评论活佛转世时说：“蒙古呼图克图活佛转世，其实是一种取巧方便的方法……佛本无生死，哪有转世？但是不允许转世，那么数万番僧就无所皈依，所以不得不如此罢了。”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现。比如雍正就屡屡称他的臣子李卫、田文镜、隆科多等为“国家伟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于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
42、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颗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长高"。
43、翻阅厚厚的中国历史，朱元璋总结出，王朝灭亡的诱因不外是两个：一个是帝王大权旁落，王朝轻易为权臣、外戚、太监所倾覆。另一个是土地兼并与政治腐败联手，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
因此，要保证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孙手里，必须根绝这两种现象。
44、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大放纵大宣泄。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
45、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鄙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研都是不正当的。 ……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46、痛苦：像学泳者没水时的窒息，曾以为那是走不到头的隧道。
失望：在成长的路上抛下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幻想，像蜕掉一层又一层皮，这就叫成熟。
困惑：一次又一次迷失坐标,像被世界丢掉的孩子那样无助可怜。
47、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
48、身为总督眷属，他们需要与同一层次的家庭社交，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和娱乐。曾国藩以自己的“圣人” 标准，去约束他们的日常生活，势必让他们在社会上显得寒酸落伍，造成他们在社交及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不便。从很小时候起，朱隶就明白了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一定要用最美的品德来装饰自己，用最坏的打算来揣测别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49、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的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他很远。”
50、从汉代张骞通西域开始，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努力经营的目标。汉、唐、元这三个强大帝国都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在这个地方设置过都护府，但是由于距离遥远，风土不同，中央政权一直很难在这里建立直接、持久、稳定的管辖。直到乾隆消灭了这片草原上这个强悍的民族，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中央政府才真正在这里建立了彻底、有力的统治。这一统治建立得相当牢固，在此之后的晚清时期，虽然列国对清朝瓜分蚕食，但新疆一直没有再次分裂出去。
51、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即使辉煌成绩的创作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传统的中国社会就像一艘体积庞大而设计落后的航船,因为历经几千年的使用而残破不堪。清乾隆年间,一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驾驶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内没有沉没。”确实,当十九世纪末第一批外国人凭借武力登上这艘大船时,中国给他们最突出的印象是混乱而沉滞,社会缺乏组织,人们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缓慢节奏一成不变地继续着各自的生活。
52、科举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难得的科学精神。采用什么方式选拔官吏,在各个社会都曾是一个难题,直到近代,西方社会依然袭用贵族体制。而在一千四百年前,中国人提出了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统一考试这样宏大的设想,这一方案把以往混乱无序的选官手段变成了理性化的制度。一千年后,西方人参考这个制度建立了他们的现代文官选拔制度。
53、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主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梁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又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汉朝时候，流行天人感应论。董仲舒说，国君受命于天，如果称职，上天会让他江山永固；如果荒淫无道，就会更换代理人。当然，上天是讲道理也讲策略的，给犯错误的人出路，在改朝换代之前，会降下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来警告皇帝，直到确认这个人不可救药了，才会从他手里收回成命。反之，如果皇帝任务完成得出色，上天就会降下种种祥瑞，鼓励他再接再厉。
董仲舒说，皇帝轮流做，然而，这种轮流是有顺序的，这个顺序就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比如秦朝是水德，那么，继承秦代的汉朝就是火德。
西汉末年，社会上经常流传着改朝换代的传说。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某地某地出了什么怪事，预示着将要改朝换代了，汉朝的火运已经到头了，土德皇帝将要出现了。
54、而系统的儒家教育，无疑引导王莽强化自己性格中的这些品质，并且形而上之。在他的时代，道德在正统观念中是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道德完善被认为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就像他为自己的学业感到自豪一样，他也希望通过良好的品质获得人们的肯定。
55、在历史那散乱随意的脚步当中,三年大比的科举制以它的规整而紧凑的节奏引人注目。在历史跨入了二十世纪的门槛之后,它才终结了前进的姿态。在崭新的世纪里,很多旧的东西死去了,人们记忆中保留的是这些事物临终前衰老而丑陋的面孔,这些长寿的死者没有得到一个应该有的体面葬礼就被人淡忘了。
56、这个制度的诞生,似乎就基于一个悖论。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样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构想应该诞生于秦皇汉武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脑海里,然而事实是,它的创造者因为荒淫、离经叛道而著称,他就是隋炀帝。
57、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实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话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58、“但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
59、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利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整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