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样，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作无原则地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
2、那是一九三八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也许飞到西方，其时胡博士在伦敦，就给周寄来一周白话诗，诗句是：“臧晖（案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3、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
4、对于弟子辈，熊先生就更不客气了，要求严，很少称许，稍有不合意就训斥。据哲学系的某君告诉我，对于特别器重的弟子，他必是常常训斥，甚至动手打几下。
5、我同马一浮先生只见过一面，不能深知，严格说没有资格谈他。可是想到另一种情况：马先生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比鲁迅先生小一岁，他们都是绍兴人，并且一同应过县试，马先生名列案首(榜上第一)，鲁迅先生屈居二百几十名；后来两人走了不同的路，鲁迅先生是“其命维新”，马先生是“仍旧贯”，因而声名就大异，鲁迅先生是家喻户晓，马先生则名限于亲友弟子间，并将渐渐为人遗忘。马先生也是一代学者，就说限于旧学吧，许多方面造诣都相当高，而且一生洁身自好，为人亦多有可取。像这样一位先辈，名不为人所知也未免可惜，所以决定提起笔，记下自己所知的一点点。
6、每日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7、在北京大学，他以态度温和著名，访者不拒，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是苦雨斋的惯例。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
8、我，笔拙言轻，但希望是奢的，就是很愿意由于篱下的闲谈，有点点的人和事还能存于有些人的感知里。 这样，当作玩笑话说，我这些琐话，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琐屑，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自然，就读者诸君说就未必是这样，因为时间空间都隔得远，他们会感到，作为诗，味道太薄，作为史，分量太轻。那么，古人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设想有的人有时也许一人枯坐萧斋，求博弈不得，那就以此代替博弈，或者不是毫无用处的吧。
9、马幼渔先生名裕藻，是我的双重老师。三十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他是系主任，依旧说，我应该以门生礼谒见。上学时期听过他一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马先生虽然是宁波人，风范却没有一点精干善于拨算盘珠的样子。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专就这一点说，颇像我的中学老师兼训育主任陈朽木先生。
10、我上学时期，学生界有个流传的韵语：“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这个半玩笑话有言外之意，是，如果有条件，最好上燕京大学。因为那里阔气，洋气，可以充分容纳年轻人的骄矜和梦想。所谓条件，主要是金钱，因为花费多，出身于寒家的上不起。其次是体貌不能很差，因为差得不够格，就会与阔气、洋气不协调。也许还有再其次，可以不管。且说我自己，自知条件不行，所以宁可取北大之老。走了这条路，正如走其他什么路一样，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失之一是竟没有见到邓之诚先生，因为邓先生是燕京大学教授，而没有到北大兼过课。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11、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