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样一种与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的说理能力，它传承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价值，不是单纯技能的传授。在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阅读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就是为了熟悉并且受教、获益于这样一种文化的传承。除了英语系的专门课程，我在教授公共说理写作课程的这些年间，也同时教授像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思想这样的人文教育课程，这使得我有机会结合这二者的特点，为学生提供一种比较人文的而不是纯技巧的说理写作知识。
2、哲学家叔本华说，人受两种力量支配：欲望和理智，欲望就像是一个有眼睛的瘫子，理智就像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瞎子，理智的肩膀上背着欲望，欲望指挥理智前进的方向。
3、“在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问“蛋人”（Ｈｕｍｐｔｙ Ｄｕｍｐｔｙ）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字词来指不同的东西。蛋人傲慢地说：“我使用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要它指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不多也不少。”２０１１ 年１０ 月杨振宁在与《中国新闻周刊》的访谈中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他扮演的就是蛋人的角色，他和蛋人一样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在公共说理中，任何人都不应该随意对字词作特别定义，更不应该随心所欲地使用字词，以致是非不辨。”
4、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说理，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候的说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的、自我封闭的、得不到运用、也毫无生机的美德”。
5、吵架是一种恶性激化人际意见对立的话语行为，而说理的目的则恰恰是要尽量消除人际意见对立，化解分歧。说理与民主生活的关系对于美国学生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就应该如此。这是因为，用教育理论家古德拉德（Goodlad）的话来说，他们是“在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降生到美国民主共和制度中来的”。这对这些学生学习公共说理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有利的是，用不着向他们强调民主环境对公共说理多么必要（第十五、十六讲），因为那个环境已经在那里了；不利的是，由于现成的民主环境已经在那里，用不着他们自己去争取，他们对民主的认识有时会幼稚得令人吃惊。
6、“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是在说服别人时，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
7、“理性”不只是指思考和明理，而且还指“用理由来证明合理”。因此，说服必须包括用理由――说得通，别人能接受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或观点。“辩论”一词的拉丁词源的原义是“银”，把意思说清楚就像一块纯银，可以投射出光亮、清晰的映像，也就是像人们平时所说的“真理越辩越明”，银器越打磨越光亮。可惜现在的许多辩论不仅是粗糙的，而且是不允许打磨的，有的映照出扭曲的映像，有的混暗不清，有的语言甚至根本就是为了制造暧昧和假象。奥威尔说，扭曲真实的语言“就像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它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事实的细节这样的语言是说理的天敌。
8、“美国的学生一般十一岁进入初中一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的英文课本中都有公共说理的部分，程度和内容侧重虽有不同，但很连贯。这些内容反复出现，是因为公共说理不只是书本知识，而且更是一种有待在学生身上培养而成的公民习惯和品质。”
9、约翰・洛克所把人类的心灵看成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最终在儿童心灵上写下什么内容，这个重任便落到了家长和学校的身上（随后又落到了政府身上），一个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成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
10、说理是文明的产物，而人类一开始是野蛮的，人类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
11、例如，在他们看来，民主就是民主，至于那种只能由某一政党来领导的民主，是他们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学生讨论过像“自由民主”与“某组织领导下的民主”孰优孰劣的论题。还比如，美国大学生对选举一向缺乏热忱，有一次大选时，有学生在课堂上表示对大选不感兴趣，说是没什么可选的，选来选去都一样。听了这话，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学生马上说，只要是自由、公正的选举，没有什么可选的选举才是好选举。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答道，一场选举要是能就此决定国家的命运，那选举还不要弄得打内战？这位学生是从津巴布韦来的，她说，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有像美国这样的选举。因此，即使对于美国学生，学习说理与民主的关系也不是多余的（第十八讲）。
12、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同时，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这种话语对于人们政治、社会的实际影响作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13、《雷锋日记》中的话是雷锋写给自己看的，是一种私域写作。雷锋说：“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当的驯服工具。”他省略的主语是“我”。无论雷锋对自己提什么要求，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与我”的话语是无须作公共说理的。但是，如果雷锋是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说“你”必须这么作，那就成为“我与你”的话语。这时候，他就必须给对方一些充分的理由。给予充分理由，那就是公共说理。
“学雷锋”是一种以非理性的话语机制为基础的行为模仿。它要求的是，雷锋怎么做，你也怎么做；雷锋怎么想，你也怎么像。除了“雷锋这么做”和“雷锋这么想”之外，你再不需要有其他理由，也再不能问“为什么”。
14、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一般来说，真实和公正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 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15、更重要的是，1933 年纳粹刚刚上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它们都被宣传成为人类世界的世俗福音，在当时也都有相当的说服力。那时候的人们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还几乎没有认识。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的不讲逻辑， 与后来被极权主义洗脑的那种不讲逻辑，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吕先生要用30年代的有效思维药方，来治疗80年代“文革”以后中国无效思维的毛病，他难道真的不知道，这可能不是他要寻找的有效治疗吗？1988年年底，他在翻译了三分之二的《有效思维》后， 停顿下来，离他1944 年得病还有将近6 年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终于没有完成那后面的三分之一呢？
16、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和狂热。
17、说理教育不是为了使人论辩获胜，也不仅是单纯技能的传授，而是与人的文化教养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传承着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说理价值。这才是公民社会要培养的“公共说理教育”和“公共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