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权派已经锁定对象，锁定的对象就一定在劫难逃，最后「有人告发」，结局还是一样。
2、「儒」跟「侠」誓不并立，儒家学派跟权势结合，追求的是安定不变。而「侠」是社会黑暗面的产物，以补救政治法律的不足。「儒」要求忍受，「侠」则挺身反抗。在儒家政治优势压力下，中国人的道德勇气，遂逐渐消失。凡有侠义精神的人，不是被讽刺为不懂「明哲保身」，就是被嘲弄为「好事之徒」。大家都成了一堆软柿子，任凭有权大爷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3、人人都知道团结好，然而，只要有一个人是近视眼，就可以破坏团结。战国时代的合纵抗秦同盟，是各国唯一的救命仙丹，功效立竿见影。不过，只要秦王国抛出一块骨头，团结即行粉碎。这是人类最可悲的一面，也是野心家最兴奋的一面。
4、西汉政府法律：三个人无缘无故在一起饮酒，罚银四两。以后专制制度日趋精密，限制更严，平民不准穿某种衣服，不准住某种房子，不准戴某种装饰，不准乘某种车辆（商人甚至根本不准坐车，但总算允许乘船，可谓皇恩浩荡，否则做生意的人只好游泳过江），积成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阴暗的一面。这阴暗面一直未被发掘，以致近代知识份子相信古人过着伊甸园生活，好不自由自在，甚至有人声称中国人自由太多！
5、因为自己懦怯，所以也绝不希望别人勇敢，因为别人勇敢，恰恰反衬自己胆小如鼠。
6、法律在豺狼手中，比没有法律，还要可怕。
7、成则王侯败者贼，是中国历史金科玉律，「天命」「大义」永远站在胜利者的一边，「盗」「匪」「叛」「逆」永远罩到失败者的头上。
8、野心是促使人类进步的第一因，但超过自己能力的野心，一定闯祸。面对千载难逢的良机，第一件事必须先评估自己的能力。自我膨胀会被良机压死，自我萎缩会使良机丧失。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攻击朝鲜王国以来，历代王朝遣将出征时，几乎都采用双头马车制，同时设置两个地位权柄完全相等的统帅。检查通鉴记载，稍微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是如此，但以本年（五八一）隋帝国此次出兵，更为具体，两位统帅连官衔都一模一样。这种现象，以后层出不穷。封建君王的不安全感，是多么严重，日夜都怕被猛喊万岁的忠贞份子，砍下脑袋。
9、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司马光断定，如果周国王不加封爵，他们如果自称为封国国君，那就是叛逆，遇到像姜小白（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或姬重耳（晋国二十四任国君文公）这样的人，就会兴兵讨伐。然而事实俱在，楚王国首领早就自称和被称国王，并没有人封他，那可是最早的和最典型的叛逆，而且跟姜小白、姬重耳同一个时代，撞了个正着，姜、姬二人岂敢给楚王一记耳光？对称「国王」的叛逆，都干瞪眼，怎么能预卜对不过称「国君」的叛逆，就动手把他干掉？封国林立下的国君们，他们自己互相攻杀，大吃小、强吃弱，从没有人因为谁是国王加封过的「圣贤的后裔」而饶了对方的。怎么偏偏赵、魏、韩会由于是国王加封的而没人敢碰？
10、中国皇宫，是世界上最豪华和最冷酷无情的美女人肉市场，主顾只有一个，就是帝王。
几乎全世界的美女，都集中在这个大院，而她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帝王恩准她爬上御床。如果她没有这种福气，或虽有这种福气，而终于又被抛到脑后，她只敢哀怨，不敢绝望，更不准愤怒――这就是圣人最欣赏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美德。
有权玩人的人、有权不把别人当人的人，对这种美德，赞不绝口。
假如有人在受到伤害后，竟然敢「绝望」「愤怒」，立刻就成了危险的偏激份子，因为他使有权玩人的人和有权不把别人当人的人，心惊胆颤。
11、使人痛心的正是这种忠烈正直，它永远是暴行之下的产物。几乎每一个忠烈正直的中华人，遭遇都要如此坎坷悲惨，原因何在？一个社会，忠烈正直所付出的血肉模糊代价，会使这个社会再没有人去追求是非善恶，强梁就成了公理。暴君诬杀忠良，暴官诬杀无辜，暴政诬杀异己，不仅摧毁法律，而且摧毁道德。道德瓦解后造成的森林性的生存律，将把全民驱入禽兽世界。然而，当篡夺被赞美为禅让时，新当权的君王对于被罢黜的君王，往往饶他一命。王莽不杀刘婴，曹丕不杀刘协，司马炎不杀曹奂，连桓玄都不杀司马德宗。多少还有一点文明气息。
可是，这种保持五百余年之久的一点文明气息，却被地痞流氓出身的刘裕摧毁，刘裕是第一个在篡夺后谋杀故君的人，他创下了恶例，只因他聪明过度，认为过去那种不开杀戒的办法，不足以保护政权。但是再也想不到，他创下的恶例，一直被后代篡夺同志效法，而且变本加厉。最讽刺的是，刘裕的子孙，最先受到这种残酷恶例的回报（参考四七九年五月）。
12、弱小国家，有弱小国家的立国之道，千千万万，不可横挑强邻。违犯这个原则，一定挫败，甚至覆亡。
13、问题症结不是刑罚的轻重，而是刑罚的公平不公平。刑罚不公平情形下，要求重刑，只不过使手无寸铁的小民，命运更为悲惨。而刑罚的公平性，又要探索到法律掌握在什么人之手？
14、儒家系统以「恕道」自吹自擂，一旦遇到弱小，「恕道」可就没有了。「恕道」 遂成了专门乞求强梁手下留情时用的符咒，对弱小连一星点也不肯施舍。
15、然而，最可怖的还是儒家坚持的「三年之丧」，当儿子的要对死去的爹娘，哀悼三年，在这三年之中，要不断哭泣，不能吃干饭，只能吃稀粥；不能睡床，只能睡在地面的草席上；不能用枕头，只能枕土块（当然，枕石头大概也行）；不能穿普通衣服，只能穿特制的麻质孝服（事实上只能套在衣服上，不能穿到身上，因为它过度粗糙）。而且必须瘦得皮包骨头，脸面黄黑，双目昏花，耳朵半聋。最标准的孝子还要：奄奄一息，有人扶着才能起床，靠着手杖，才能走路；住在用土胚作墙的房子里，三年之间，不能跟妻子亲热，不能有笑容，甚至，不能言语。
16、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仅这一点，就注定他必然跌倒。
17、周霸主张处决苏建，目的不是执行军法，而是要展示统帅的威权，轻轻道来，不过用别人的生命和鲜血，成就他的马屁奇功，使统帅产生一种「他是为我着想」 印象，就可指日高升。幸亏卫青宽厚，否则，苏建必然丧生。有时候，这就是命运，遇上周霸？或是遇上卫青？
18、教条派的学者，往往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强塞进一个预铸的模式之中。像一个护食的畜牲一样，口中咬着一块骨头，毛竖爪张，对方竟然把捧到面前的肥肉踢开，相形之下，不由自主的老羞成怒。
19、太浓的忧患意识使人变成惊弓之鸟，太淡的忧患意识使人麻木不仁。中国人分趋两个极端，使灾难更惨重，更难摆脱。这次战役，秦王国获空前胜利，前后总共杀四十五万人，赵王国野战军主力全灭，全国震恐。
任何一个具有高贵心灵的将领，绝不杀降。俗云：「杀降者不祥。」杀降的功效是立竿见影的，但杀降造成的伤害，却长久不愈。 白起虽然两年后就被诛杀，但我们并不认为那是杀降的报应。因为杀降的报应要严重得多，国家、社会，甚至全国人民的道德品质，都要为杀降付出代价。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准许杀降的政府付得起这种代价。白起固然是名将，竟做出这种残忍的事，也不过一条恶狗而已。
20、诛杀三族（父族、母族、妻族）是秦政府制定的法律，这是专制帝王企图彻底消除叛逆的手段，谓之「斩草除根」。问题是，叛逆有它产生的条件，一旦条件俱备，不要说诛杀三族阻吓不住，即令诛杀三千族也阻吓不住。而且因有诛杀三族的恐惧，一旦推翻旧统治者，新统治者的报复性和预防性的屠戮，就更凶恶。
中国历史上，帝王子孙几乎都被杀光，就是渊源于统治阶层先下毒手。
连坐，是野蛮民族的产物，时到二十世纪，中国虽不再有诛杀三族，但家属对罪刑的分担，仍保持这种余绪。「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
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睢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十一世纪，司马光先生编撰资治通监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
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21、不管谁动手，都足以证明，身为中央政府部长级高级官员，在君王眼中，不过一条猪狗而已。高兴的时候，把这些人弄到座位上，表演礼贤下士，或赏赐几文金钱，展示恩重如山，这些人就感激得浑身酥软，认为知识分子真是尊贵，对主子非杀身以报不可；不高兴的时候，则把这些人敲敲打打，而敲敲打打还是最轻微的。事实上当庭臭揍，并没有如史书上说的到此为止，不但没有到此为止，随着时代的发展，反而更为残忍。明王朝的「廷杖」，更是集人类羞辱之大成。
22、人民有知的权力，只有专制政治下的大小家伙，才自以为聪明非凡，可以决定哪些可以使人民知，哪些不可使人民知。
23、任何事情，不公平则一定有反弹，国家设立法庭，就是要消除这种不公平。不消除这种不公平，却只禁止反弹；不消除痛苦，却只塞住嘴巴不准哭叫；不用法律解除人民所受的迫害，却只不准人民诉讼，结果必然产生下列后果：一是奴性被培养得更深，国民品质低落。二是血腥抗暴，用斗争代替诉讼。
世界上只有公平的审判才可以消除不公平，而我们古老的文化中却传播一种思想，认为不准诉讼就可以消除不公平。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用诉讼解决争端，不必含垢忍辱，更不必使用刀枪，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度。
24、我们并不歌颂张仪、苏秦，理由跟儒家系统不同。他们主要的缺点是他们根本没有立场，也没有理想，不过是官场上，靠条陈过日子的两大政客。但他们毫无凭藉，唯一的凭藉是自己的能力。笼罩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司马光所赞誉的礼教――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到此被这一群不安于礼教的小人物突破，而且还发生实质上的影响。
25、形势比人强，一个只站在少数统治立场的主观盼望，绝不可能动摇事实。
26、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跟崇古畏战的儒家系统当权两种条件之下，疆域不丧失已算幸运的了，根本不可能扩张。
而中国疆域在纪元前一世纪竟然扩张到两倍以上，使中国原始的国土广达五百万方公里，原因在于那时中国有一位雄才大略、意志坚决的领袖刘彻，完成一项千古英雄功业。罗马帝国的扩张，历时数百年，正是所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而中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本土部份，却几乎由刘彻一手完成。他所扩张的疆域，以后很少变动（直到十八世纪清王朝，中国领土才再作两倍以上的扩张，构成二十世纪中国的疆域）。在这方面，刘彻不只是一个普通帝王，还是一个英雄人物。
27、刘邦北击匈奴，娄敬劝阻，被投入监狱。等到刘邦白登突围，狼狈逃走，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娄敬，不但立刻释放，加官晋爵，而且深自检讨，向娄敬致歉（参考前二〇〇年）。袁绍跟田丰之间的关系位置，几乎是刘、娄二人之间关系位置的历史重演，但反应不同，袁绍的反应是老羞成怒。
刘邦不愧英雄人物，袁绍不过庸碌之辈，封闭的心灵，使他丧失了检讨反省的能力。娄敬跟田丰，都是一代英才，而遭遇不同，田丰把袁绍像玻璃人一样，看得透彻，但不能逃出毒手。大时代中，全国沸腾，再睿智的人，除非有特别机缘，往往身不由己。悲剧之层出不穷，原因在此。可哀。尹就虽然畏敌如虎，可是对他应该保护的小民，却威不可当。军队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惨绝人寰，以致小民哀号：「匪徒来了还可，尹就来了杀我。」这种声音使我们酸鼻。「宁愿碰到赤眉，不愿碰到太师。太师（王匡）还算温和，更始（廉丹）却要杀我！」（参考二二年）而就在二十世纪，河南省民众，也发出同样呻吟：「宁愿日本人烧杀，不愿汤恩伯驻扎！」。
中国人面对的最大痛苦是，保护人民的官员，有时候比屠杀人民的匪徒，还要凶暴。不同的是，对匪徒，人民可以反抗；对官员，反抗便成了叛逆刁民。
28、中国历史上，政权的转移，只有两种方法，一是篡夺，一是革命。前者是：君王手下的高官大将，本来是向君王叩头朝拜的，有一天，时机成熟，君王下一道诏书，把宝座让他来坐。至于革命，则是叛徒率领大军，打进京城。君王或逃或死，变成罪犯；叛徒登极，变成君王。
29、董卓是一条疯狗，他相信军事万能。王允虽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但发疯的程度，不亚于董卓，他相信他的智谋超人。只因为文武殊途，表现的方式所以各异。董卓满身背着诟骂，王允却披着忠贞的外衣。他创造了东汉王朝复兴的契机，不仅不能把握，反而把东汉王朝拖向谷底，使人民受到更长期的痛苦。在影响上，王允跟董卓相等，都罪大恶极。
30、我们相信司法部（廷尉）这项调查，刘据自杀时，已三十八岁，而且有了孙儿，他的亲属以及朋友臣僚关系，再加上对宫廷环境的熟悉，都不是一个外人可蒙混过去的，一下子就可盘问出马脚。虽然，利令智昏，天下也可能有的是这种妄人。不过，问题是，如果他真是刘据，结局会不会如此？有人认为他将被接回宫廷，恢复供养。我们却认为，结局恐怕也会跟史书上显示的一模一样。因他出现而造成的利益集团的困局，必须把他铲除，才能解决。对刘据而言，只有一死，这就是政治。
31、法庭主持正义，打击迫害，保护弱小。然而，黑暗的司法却成为弱小的陷阱。中国传统是，一旦开始诉讼，没有人敢担保吉凶，仅资治通鉴就提供无数例证，在「无罪不能无刑」的原则下，说不准学油然问世，不但被告如此，连原告的命运，自己也不能掌握。于是，中国人遂有一种「屈死不告状」的悲怆心理。
32、明明自己想干，却装腔作势，硬说不想干，然后教唆摇尾系统发动誓死拥护的闹剧，自己才作勉强状，扭扭捏捏，登台亮相。这种无聊的小动作，在政坛上不断演出，一直演到二十世纪，仍然有人乐此不疲。
33、正因为言论和行为，相隔得如此遥远，中国历史上遂留下太多掌权人物们美丽的空话、大话、假话、谎话，和义愤填膺的表态话，一方面自欺，一方面也为了欺人。
34、中国需要的是尊师，而不需要护师。尊师的意义是：「凡是把握真理的人，都是我师。」护师动物则不过一群封杀异己言论的黑社会打手；使圣洁的学术领域，是非完全混淆。
35、陈帝国覆亡，大分裂时代和大分裂时代后期的南北朝时代，同步结束。国家在隋政府领导下，又归统一。中华人经过二百八十六年的离乱隔绝，和互相仇恨之后，重新团聚。大分裂像一个大火炉，中国境内各民族，几乎全被中华人消化。再没有严重的鲜卑人、匈奴人、羯人、氐人、羌人之分。这个新的国家，因含有新的血液，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36、儒家系统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总是冷嘲热讽，讥笑备至。数千年以降，遂使中国文化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唯恐怕惹祸招灾，中华民族遂逐渐显现出獐头鼠目的气质，使人痛心。
37、这是资治通鉴又一次透露帝王坟墓带给人民的灾害。刘骜的坟墓，在帝王坟墓群中，微不足道。奏章上已经显示，挖掘小民的坟墓，已达一万之数。中华人是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祖先的坟墓被挖掘，是一项可怕的侮辱。田单据守即墨，就利用燕军挖掘齐人坟墓，激起齐人强烈的复仇怒火（参考前二七九年）。可是，一旦挖墓强盗是帝王，人民只好接受。 每一个帝王的坟墓，都是封建暴政的见证。里面埋的不是君王的枯骨，而是人民的眼泪和愤怒。
38、秦王朝是一个野蛮部落建立的政权，所创立的屠灭三族酷刑，一直保持到纪元后十九世纪才算结束。这种惨无人道的法律，虽然不断宣布被废除，但帝王一念之间，立刻就又恢复，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以「仁义」自许的高级知识份子，二千年来，噤若寒蝉。使中国的政治斗争比世界任何国家（包括被瞧不起的夷狄之邦）都更残忍，也使中国人缺少培养独立自主人格的土壤。每一个人的行为后果，全族都要分担。明哲不但可以保身，还可以保家保族。明哲的意义，就是畏缩圆滑、权势崇拜、丧尽礼义廉耻。庸碌的领袖面对着比他智慧高的人，会感到一种压力，浑身不舒服，自己的愚蠢见解一旦被部属批驳，他会老羞成怒，翻脸无情。左右必须全是比他更庸碌的蠢材，使他有机会表演「面授机宜」「智从己出」，他才满意。
39、历史上，身为帝王的人，什么时候对武装部队失去控制，什么时候就是他的末日，没有例外。
40、世间常有「伪君子」与「真小人」之辩，由于人们对「伪君子」的轻蔑痛恨，遂使有些聪明的文痞流氓之类，公开宣称自己是「真小人」，高举「真小人」招牌，希望大家产生「他不是伪君子」的印象，而从中获得利益。这正是「真小人」 比「伪君子」可怕的原因。因「伪君子」有时被逼到墙角，他的良心还有萌芽可能，「真小人」则根本没有墙角。圣洁的理念，可能使「伪君子」醒悟，却不可能使「真小人」醒悟。「伪君子」有所顾忌，所以才伪。而「真小人」反正是挑明了我是无耻之徒，俗谚说：「硬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人到了「不要脸」的境界，便无所不为，所向无敌！
41、人性变数太大，权势和金钱使这个变数更成为几何级数扩张。
42、中国历史上两大鞭尸巨案，一是伍子胥对付芈弃疾，一是王颁对付陈霸先。伍子胥首先为复仇者创下佳话：「黄金千两酬漂母，藤鞭三百报平王（芈弃疾）。」引起英雄志士的万丈豪情，和暴君暴官神经末梢的恐惧。它提示人生一种高贵的指标：是非分明，善恶分明，恩怨分明，大丈夫固当如是。可是伍子胥的行为流传千古，而王颁的焚骨饮灰，却默默无闻。只因酱缸越深，君王越是尊严的像老虎屁股，没有人敢碰。司马光能照实转录，应受钦敬。
43、刘备的话，含有至理，不应为失去一个机会懊丧，而应把懊丧化作力量，等待第二个机会再来时，立刻抓住。问题是，人的生命有限，幸运之神往往敲门一次，只要稍稍犹豫，她便转往别家，永不再返。
44、所谓信义，也必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最大的信义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义。
45、焉耆王国宁愿经过危机四伏的沙漠，而不愿经过繁荣舒适的高昌王国，可推测焉耆使节经过高昌时，所受的是什么待遇，一定比沙漠更要可怕。可能包括：应付不完的勒索抢劫，甚至身陷牢狱，备受酷刑。高昌的激烈反应――派军大肆劫掠，证明我们的推测无误，如果焉耆使节团可以带来财富，成为高昌王国争取对象的话，高昌为什么不用诚恳亲切的服务争取？在把客人吓走了之后，为什么不检讨自己的缺失？却用凶暴手段追求必须用温和手段才可以建立的感情，结果一定落空，而且带来恰恰相反的后遗症，更加憎恨。可是，直到二十世纪，我们仍看到无数高昌模式的英雄好汉，向别人诟骂出拳，去争取自己所渴望的友谊。
46、教他爬，他就爬；教他跳，他就跳。这种浆糊罐政治领袖，历史上车载斗量，十个巴掌都数不完。他阁下的所有遭遇，都咎由自取。可是，死伤的那些军民，却又何辜？他们唯一的罪状只是因为有一个昏庸的浆糊领袖。
47、……在「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呻吟中，只有侠义之士，才敢向这种「礼义圣乐训勉，风俗习惯确立，教化完成」的统治阶级挑战。侠义，是人类灵性不死的火苗。而这火苗，总是针对权势而发，权势自然对他深恶痛绝。
48、匈奴人赞扬李广，称之为「飞将军」，游牧民族豪迈爽朗，敬重英雄，可以理解。而突厥人赞扬斛律羡，称之为「南可汗」，便难使人相信。世界上从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会把邻国，甚至敌国的一个将领，推崇到「君」「父」地位。用作贱自己去烘托对方的谄媚手段，是中国官场文化中所独有的一种精密技俩。把这种手段反转过来，那就一定作贱对方，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宋王朝知识分子便是此中能手，坚称金帝国百战百胜的大军，尊称岳飞为「岳爷爷」！
49、在两汉王朝，皇帝和皇后两大家族，共同统治中国。
皇帝家族是宪法，皇后家族是内阁。
然而，正因为皇后家族不是二十世纪现代内阁，他们不是靠人民选举，而只靠他们家的漂亮女儿，在宫廷夺床斗争中，获得胜利。所以，他们一旦擢升，并不是一个有政治理想、有政治抱负的集团，而只是一群鱼鳖虾蚧、牛鬼蛇神。一定引起官怒民怨，一旦宫廷里那个美女失去宠爱，或失去控制，或伸腿瞪眼死亡，新的头目登极，新的美女上床，形势就等于现代民主国家一次大选。不同的是，皇后家族要想在失败后回家睡大觉，却不可能，他们上台时的台阶，是他们家女儿温柔细腻的胴体；而他们下台时的台阶，却是血腥的死尸；血腥的程度，跟他们所掌握权柄的大小，成正比例。
50、居于绝对安全地位，义愤填膺，正颜严色，在主子面前指控别人的「过失」，态度激烈得甚至痛哭流涕，咆哮如雷，用别人的眼泪或鲜血，换取自己一点蝇头小利，这是官场文化的特有产品，名之为一脸忠贞学。
51、关羽从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突然发动灭国性攻击，乘人不备，创造了震撼全国的奇迹，但徐晃不过二流角色，都无法克制，不得不解除樊城之围。吕蒙背后还没有下手，关羽已经在疆场上战败。即令战胜，大军北进，跟沙场老将曹操面对，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关羽定会获胜。
更显出关羽低能的一件事是，他把基地托付给恨他入骨而又被他轻视的两位将领。刘邦成功，靠萧何主持关中；刘秀成功，靠寇恂主持河内；曹操成功，靠枣祗主持许县屯田。只有关羽的基地建立在火山口上。刘邦对萧何不断加官晋爵，为的是把萧何套牢，免得他发生变化，关羽却宣称回军之后，要惩处二位留守主管，不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大将，反而像是一个纵情任性的暴发户。
52、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除了韩信一人之外，历史上所有名将，都打过败仗。打败仗而不惩罚，军纪荡然，军队当然瓦解。但是如果败一次就斩一将，恐怕所有将领都会死光，包括蜀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备在内，岂不也要在白帝城斩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便大败而归，丧师辱国，为什么仅贬三级？
马谡并没有叛国，只是战败，不过缺乏指挥大部队实战的临场经验而已。刘邦如果命张良率军深入垓下，项羽可能击溃十面埋伏。马谡是一个智囊型的谋略人才，放在帷幄之中，可以决胜千里之外，对孟获七擒七纵的攻心战略，出自他的建议。诸葛亮把他放到千里之外，是逼他死于帷幄之中。人，应尽其才。如果赦免他，而留在身旁，再经历练，将来辅佐姜维，可能又是一个局面。
53、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的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 却在资治通鉴〈司马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的，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奔向死亡之谷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在〈司马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群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54、中国遂开始第一个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全体被杀，三十一年间，搏斗惨烈。
可能有人说知识分子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对小民也是一样。
一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只不过违背了一星点儒家学派的礼教而已，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处死。
北海国（首府剧县「山东省昌乐县西」）宰相孔融，竟把一个他认为在老爹墓前哭声不哀的人斩首。
第一个宦官时代在血腥中结束，宦官彻底失败。但知识份子士大夫的胜利，却很悲惨，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之上。
55、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可能还不识字（即令识字，教育程度也不会高）。世界上有很多头目，其蠢如驴，却自捧或被捧为天纵英明，实在使人背皮发紧。他阁下确实先天的就有超越普通庸才之处。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 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刘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56、豪华奢侈的结果有二：一是经济穷困，一是心灵堕落。以帝王之富，也必须吸取人民的血，才能补充，一个人一旦得了夸耀狂大头症，只好用非常手段，才能获得充份供应。当身心都沉溺于感官享受时，他集中的精力就只限于感官，再不能思考，也再不能滋生出来只有人类才有的高级情操。
所以，豪华奢侈绝得不到正常人的尊敬，只能换取马屁精的摇尾。而对于马屁精的摇尾，用更低廉的价格，照样可以购得。因此之故，任何情形下，节俭都是美德，不但能保持心灵，还能保护老命。
57、而一个掌握权力的人，事实上不能自我封闭，他必须发号施令，如果他非自我封闭不可的话――不管什么原因，他就一定变成左右一些地位卑微的人的工具。看起来他仍然虎虎生风，实际上却被玩弄于手掌之上。
58、萧衍向侯景信誓旦旦：「我与你之间，君臣大义已定。」「我是全国最高领袖，怎么会失信！」一副忠厚面孔，使人觉得对说这话的人，如果再有一丝一毫怀疑，简直是对神明的不敬，自己都感到羞愧。任何正常人都不会相信：它竟然真的是美丽的谎言。侯景崛起最低阶层，深知政客们的保证，不可信赖，所以，追根究底，终于发现真相，使萧衍付出食言的代价。孝行是一种美德，可是，中国历史上，美德带给人的，常常不是愉悦，而是痛苦。因为儒家系统把美德标准提升到很难做到，甚至根本无法做到的程度。
殷不害寻找母尸，我们崇敬，但「七天汤水不入口」，就没有这个可能。三天汤水不入口就四肢无力，五天汤水不入口一定仆倒。七天哭号不绝，使人怀疑它的真实。
古书上对孝行的记载，都出于这类模式――有时更加上「泣血」、「体弱昏厥」之类，假如必须付出这么大代价，才能显示美德，势将使人畏惧美德。
59、罗马帝国早就设立元老院，人民总算还有一个气孔。东西方文化，在这种管道上分开，元老院发展成为议会和民选代表聚会之地，而中国人却噤若寒蝉，继续把生命财产，和国家前程，交给领袖继续英明。
60、三国时代，因人才太盛，造成三国僵持。大分裂时代，因人才太烂，也造成大分裂僵持。――三百年间，只不过君一人：苻坚；臣二人：慕容恪、王猛；武将数人：王镇恶、高欢等而已。其他，一蟹不如一蟹。
61、问题是，最高领袖一旦既不在乎老天老爹，又拒绝部属规劝时，他就像一条滑出洞口的毒蛇。文明一点说，他就像一匹脱缰之马，在人民血肉之躯上，欢跃奔腾，左吞右噬，无人可以制止。凡企图制止他的任何言语，即令态度再恭顺，心态再卑屈，都不可能避免的惨死在毒蛇之口，或马蹄之下。然而，最可怕的还是王夫之的断语，对于「非人」，「诛杀他们的性命不为不仁，夺取他们的财产不为不义，欺骗他们跳入圈套不为不信」。这种褊狭的胸襟，孕育不出崇高的人道精神。
谈到胸襟――健康的心灵，和健康的包容，可以在司马迁身上找到。中国文化像一条澎湃壮观的大河，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这条大河开始一渣一汁的沉淀，千百年下来，由于沉淀太多，而停滞、而腐朽、而缺氧，而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酱缸。中国人的视界、担当、气魄，以及高贵的情操，逐渐萎缩，像渡过淮河的橘子变成的枳子一样，司马光已被酱得不能望司马迁的项背，王夫之更像一条虫蛆，不能望司马光的项背。
62、一个人的权势或财富，到了某一种程度，就很难避免不被摇尾系统挑拨得像一只斗鸡。连父子之情，都可能破坏，亲戚宾朋，更不得不化友为敌。因为主子必须内斗，摇尾份子才能展示忠心，从中取点小利。
63、老家伙往往轻视他所遇到的困难，认为他的能力仍然保持巅峰，习惯于摇尾份子驯顺的面貌，对任何批评，都会认为充满恶意。然而，最糟的是：他累积下来的无比威望，使他所作的错误的决定，都没有人敢提出反对。 超级老人政治的结局，往往是一滩烂泥，人们会叹息说：「他如果早死几年该多好！」
64、袁绍杀田丰，刘邦封娄敬，曹操在大胜之后，反而奖赏反对他出军的谏士，狗熊和英雄，在此分界。
狗熊最大特点是「智从己出」「恩从己出」，要处处显示他比别人英明；而英雄则处处不如人，处处需要别人的意见，而且唯恐别人不提出跟他相异的，甚至相反的意见。
田丰临刑时，叹息说：「给愚人画策，应该一死。」这是睿智之士的悲哀，田丰如果跟娄敬换一换位置，娄敬一定被诛杀，田丰当会是西汉王朝的一位侯爵，曹操度量之恢宏，头脑之清晰，大胜之后，并没有沾沾自喜，还回顾忠言，无怪能得部属死力。一个人的失败和成功，不是偶然！
65、忠，是一种崇高的情操，对自己的责任和承诺，尽心尽力。不过腐蚀性极强的官场政治，会使「人忠」异化。异化成为「狗忠」，当事人最典型的誓言是：「生是主子的人，死是主子的鬼。」管你是对是错，我是忠定了你。主子是英雄我效忠，主子是邪恶的暴徒，我照样也效忠，而且以此自豪。另一种异化是成为「狼忠」，天下虽大，只有俺才忠心耿耿，必要时我可以杀妻、杀子、杀父、杀母、杀朋友、杀部属、杀长官、杀小民，甚至背叛国家；用别人的血，染红主子看得见的自己的一颗赤心。关键是，狼忠总是掉头而噬，谁的权大势粗，他就随时更换效忠对象。
66、团结的重要，天下皆知，从理论到实际，每人都可以写一本书；演起讲来，更是慷慨激昂，吐沫横飞。然而，到了最后，竟仍不能团结，原因何在？不仅中国人如此，西方人亦然，波兰之连遭三次瓜分，就是因为当时的掌权贵族，宁可亡国，也不肯息争。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更超越波兰，以至被譬喻为「一盘散沙」。最精彩的是：越是破坏团结的大头目，越高喊团结……
67、侠义精神就是道德勇气，是一个民族的白血球和防腐剂。抽去了它，这个民族就成了一堆烂泥。
68、教育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功能和重要性，不容否认。问题是，如果政权腐败到极点，则任何美好的教育文化，和任何美好的风俗习惯，都阻挡不住它的崩溃。
而且，因为社会有一个公正价值标准的缘故，反而更加强摧毁的力量，使该政权崩溃加速。
一团浆糊的教育文化和风俗习惯，因为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人民丧失鉴别是非黑白的能力，才使一些早就应该被埋葬的政权，仍在那里拖泥带水的挣扎，贻害苍生。
69、司马光这种论调，使历届王朝政府，都拼命强调「品德」，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因为人心复杂，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简单，一个人身上的邪恶与高贵，固同时并存，在盖棺之前，无法化验，也无法提出分析报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选举和法津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也用选举和法律激发他高贵的品德。然而司马光那个时代，却没有民主，法律更没有力量，使司马光只好诉诸抽象原则。于是，我们困惑（不是责备）：以司马光学问的渊博，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法治的构思？
70、中国历史上，刘箕子是第一个被毒死的君王。但在所谓正史上，却看不出这项记载。
「讳」在这里又发出威力。不知道究竟为谁而「讳」？如果是为刘箕子讳，刘箕子被人毒死，不但没有人敢挺身出来作证或挺身出来指控，反而隐瞒事实真相，使冤沉大海，永世难伸。如果是为王莽讳，那就更可怕，有权杀人的人都要唱歌，无论他杀了谁，都有摇尾系统给他重写历史。
汉书写于王莽的新王朝覆灭之后，则显然不是为王莽而讳，而是为帝王的形象而讳，不让人民知道宫廷是一团污乱，不让人民知道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跟山洼小民一样，可以宰、可以屠、可以毒死、可以侵犯。
71、中国因为地理形势特殊，五千年来，严重的外患，始终来自北方（吐蕃王国是唯一例外）。匈奴之后有鲜卑，鲜卑之后有柔然，柔然之后有突厥，突厥之后有回纥，回纥之后有契丹，契丹之后有女真，女真之后有蒙古，蒙古之后有俄罗斯。每一个时代，中国都要倾全国之力，艰苦缠斗，保卫国土。可怜的是，中国的战斗力跟儒家学派的声势，成反比例发展，圣人越多，英雄越少，酱缸越深，活力越弱。中国遂越来越抵抗不住，不断惨败，以致皇帝被人生擒活捉，国家屡次灭亡，几乎不能翻身。 保持北疆和平――当然不是屈辱的和平，而是光荣的和平，一直是中国最高的追求目标。追求得到，中国强；追求不到，中国弱。
72、诸葛亮跟刘备的这一夕谈话，史学家称之为隆中对策，跟纪元前三世纪末韩信跟刘邦的一夕谈话――汉中对策，虽相隔四百年，但前后辉映，是中国历史上两大重要谋略，也是当时正确的政略战略最高指导原则。可惜的是，关羽刚愎自用，向孙权挑战（参考二一九年），引起一连串无法控制的反应，对策中的计画，全盘破坏。
具有高瞻远瞩能力的，世上能有几人？韩信就在项羽手下，项羽却不能发掘；诸葛亮就在刘表身旁，刘表也不能发掘。有眼无珠的蠢才，一旦手握权力，都自以为英明盖世，其实只不过跟一群摇尾系统在那里鬼混日子，图一个眼前欢乐而已。项羽至死都弄不清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刘表地下有知，恐怕也不见得会想得通。
73、耿育这番议论，使人目瞪口呆，他应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突出的文妖之一。用他的文字功力，和丰富的知识，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西门庆型的淫棍刘骜，成了「大德」「大圣」，谋杀亲子的凶手，成了「远见」「至思」。把不能生育，解释为故意断子绝孙，以免女主主政。想像力的丰富，跟他内心的邪恶，恰成正比。
如果耿育是受了赵飞燕的贿赂，或为了博取后福，固然下流，但不过利令智昏而已；在没有财势可贪图时，良心仍在。
如果他由衷的认为确实如此，主动的干这么一票，问题就十分严重，成了败类的标竿：旁引博征，引经据典，杜撰任何有思考力的人都不相信的大谎，企图一手遮天，掩尽天下人耳目。
自耿育之后，这种身怀绝技的无耻文妖，层出不穷。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运：苦难之后，接着是更大的苦难。手拿救国救民招牌的野心家和野心集团，一旦掌握权柄，立刻露出凶相，举起屠刀。鲁迅有诗形容：「一阔便翻脸」，固是讽刺小人物丑态，同时也是形容大人物对小民的情结。只要专制制度不变，封建意识不变，这种情结也不会变。流氓刘邦上台也好，大儒王莽上台也好，结果完全一样。中国就被这种罪恶抓住，难以摆脱。
74、在东汉王朝的知识分子群中，我们常看到互相赞美之词，互相赞美本是一件好事，但东汉王朝时代的互相赞美，却是政治手段，跟推荐「孝廉」「贤良」「方正」之类有关，这是那个时代谋取官职的唯一管道――必须有盛大的知名度，才有可能被遴选举荐，踏入仕途。于是，互相赞美，变成走火入魔的「窝里捧」，肉麻当成有趣。
75、有些人久负盛名，平常日子里，嘴脸多端，俨然人物。一旦形势有异，如果再继续拍胸脯表演将要杀身成仁，可能真的要杀身成仁。于是立竿见影，立刻两腿发抖。
76、缺少智慧的人最大的特色是特别自私，一直扩张自己的空间，从不去想别人，也从不去看别人；正义、理想、亲情、友情，以及罗曼蒂克的高雅情怀，只有在有助于他获得现实利益的时候，他才重视。否则，不过一句虚话。
有聪明而没有智慧的人，最后不一定都倒楣到被杀，但可以肯定：他所渴望得到的东西，往往一辈子也得不到。自私的程度，也就是痛苦的程度。
77、要想保护自己的性命和荣华富贵，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培养敌人，保持彼此的安全互动。
78、根据贾谊的分析，指出个人的品德修养，并不足以扭转环境的压力，这种思想是一种对儒家学派礼教万能的挑战。
然而，贾谊基本上仍是儒家，所以他仍排斥「法治」。这种「法家」和「儒家」的争论，经贾谊把它抬到金銮宝殿之上，希望用政治力量，达到目的。然而二者并不冲突，犹如鸟之有两个翅膀，才能飞翔，不应引起争论的事，竟引起争论，主要原因，在于每一个翅膀都自命不凡的认为另一个翅膀是邪恶的，有了它不但不能飞，反而会被跌死。没有它不但能飞，反而飞得更高更漂亮。
不久，儒家学派获得政治支持，大获全胜，然而却发现如果不使用法家那一套，国家就要稀烂，遂出现一系列的「外儒内法」的政治家和政客。
79、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老人文化。很多率真的性情中人，都被迫端起嘴脸，努力扮演圣贤。结果把赤子之心，层层磨损，出现一种官场中的奇异怪兽。然而，只有伟大的人格才会有伟大的形象，而伟大的形象就是真情。靠着人工制造，能累出气喘病。有一种检讨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那就是主持检讨的人，无法承受正确答案的打击。
80、钱良臣也不准人冒犯他的名字，他的小儿子非常聪明，一天读到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他就朗诵起来：「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这还是自己拍自己的马屁。五代时代的名宰相冯道请教师讲解道德经，上面有句：「道可道，非常道。」教师于是改「道」为「说」：「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81、皇宫之地，富丽堂皇，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好不庄严肃穆，再想不到内部却是黑暗深洞，没有天理、人性、国法，而只有权势。一个女子一旦被吸入黑洞，可是达尔文所说的：「优胜劣败。」千万如花似玉，哪一个不渴望跟那唯一的男人（皇帝） 上床？又哪一个生了儿子，不渴望儿子继承宝座？弱者忍气吞声，强者必然火并。
82、……只敢哀怨，不敢绝望，更不准愤怒――这就是圣人最欣赏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美德。有权玩人的人、有权不把别人当人的人，对这种美德，赞不绝口。假如有人在受到伤害后，竟然敢「绝望」「愤怒」，立刻就成了危险的偏激份子，因为他使有权玩人的人和有权不把别人当人的人，心惊胆颤。
83、然而，问题不在于此，在于这场跳舞风波中，高澄并没有错，胡三省也承认：「老爹刚刚逝世，封锁消息，不对外发布。」当然有舞就跳、有歌就唱，这是一种策略，目的就在使人相信他的老爹仍坐镇晋阳，所以他才兴高彩烈。
司马光及胡三省明知道高澄秘不发丧，仍忍不住露出「大儒」嘴脸，来一个「有见识的人，就知道他不会有好结果」的教训，颠倒是非，混淆真相，不但自己远离道德规范，而且还沦为恶毒诅咒。
难道要高澄号啕大哭，露出马脚，天下暴动四起，才算大孝？到那时候，恐怕又该责备他装得不像、哭得太早！依当时情势，苏秦的合纵同盟阵线，是拯救各国的唯一法宝。可是秦国（首府咸阳）稍用诈术，向魏王国（首都大梁）表示愿归还前所占领的襄陵（参考前三五二年）等七个城市，魏王国那个蠢材君王，和那些蠢材官员，竟然兴高采烈的吞下钓饵。短视、贪婪，只看见眼前三寸利益，是造成悲剧的一大动力。贾谊说：「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覆亡，都覆亡在自己手上，岂止六国而已。
84、人生有太多无奈，自己不能为自己作主，一不小心栽到贼船上，根本无法自救。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法治的和容忍的社会，使这些被命运摆弄的人，受到保护，他们如果不肯向黑暗屈服，仍可以跳出是非。中国文化像一条澎湃壮观的大河，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这条大河开始一渣一汁的沉淀，千百年下来，由于沉淀太多，而停滞、而腐朽、而缺氧，而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酱缸。中国人的视界、担当、气魄，以及高贵的情操，逐渐萎缩，像渡过淮河的橘子变成的枳子一样。
85、特权社会中，凡是破坏法律的人，往往都是执行法律的人。普通小民，碰一下法律试试，非死即伤。只有手握权柄的大小家伙，才能摧毁法治，和人民对法律的信心。
86、再精密的作战计画，都不能保证胜利，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称之为「运气」。
87、任何一个诬陷事件中，唯一的获益者是鲨鱼，他们自有能力把掌握权力资源的头目，玩弄于股掌之上。当司马颖正有点后悔不该大肆诛杀时，看见孙拯自动招认和坦承不讳的口供，对巨鲨孟玖感谢说：「要不是你忠心，追究不出来邪恶勾当。」当初嬴胡亥也曾这么感谢过赵高。千载之下，我们似乎仍可听到鲨鱼心里的喊声：「你这个猪！」
88、「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单一观念，常使中国人要当「人上人」，而团结需要的，却是要每个人都当「人中人」。有平等，才有团结。必须互相尊重，才有平等。强梁的一方，必须不仗势欺人，才能互相尊重。
89、人，一旦进入权力漩涡，就跟车辆进入交通混乱的十字街头一样，你不碰人，别人可能碰你。一句话或一举手，几乎都是陷阱。仁义、道德、人格，在这个领域里，没有重要地位，有的只是阴谋倾轧。一面跟对方歃血结盟，一面把对方出卖；一面向对方誓言铁肩担道义，一面在背后举起钢刀。官场遂成为世界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鬼影幢幢，群魔乱舞。
90、世人只注意强者的不信不义、凶暴残忍，忽略了弱者往往更不信不义，更凶暴残忍。
91、官逼民反之后，官仍然只想到官的利益。也只有想到官的利益的人，才是上级最欣赏的官。
92、所谓「逞一时之快」，是王夫之千年后的判断，不知有什么根据？「领袖」这玩艺，是何等的厉害角色，胆敢顶撞，轻者丢官，重者丧命。而季布却无畏的提出抗议，这种胆量，足以把奴才活活吓死，正是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应具有的高贵素质。依王夫之之意，大概要季布像狗一样的驯服。主人吆喝一声即来，再吆喝一声即去。委屈不敢申诉，困惑不敢请求解释。任凭有权大爷摆布，除了叩头外，不出一声，才算合格。在「大儒」这种踏蹋自己人格的教育下，官场中到处都是软体动物。类似季布有个性的质问，遂成为绝响。
93、「强毅」，固是才能，也是品德；「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才能」胜过「品德」？或是「品德」胜过「才能」？根本无法办到。哪一个君王领袖，不是肯定他的亲信部属，都是天下第一贤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个邪恶小人，岂肯赋以重任？中国传统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绕着这种「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转，连诸葛亮都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咦，芸芸众生，挤挤群官，模样都差不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结果形成一项「我是君子，你是小人」 定律，互相指控。几个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这种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终于灭亡。
94、没有能力掌握权柄的人，硬是掌握了权柄，等于不会开车的人忽然握住时速一百公里的方向盘一样，简直是一场大祸。
95、我们同样反战，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远超过带给统治阶层的痛苦。
但是，我们赞扬反侵略、反奴役战争，赞扬保卫国家民族生存战争。
匈奴汗国的不断南侵，有地理的因素，在北半球上，包括罗马帝国在内，所有位置稍南的国家，总是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因为北方寒冷，生活艰苦，南方却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流奶与蜜的世界，怎不使人眼红？中国如果没有战争能力，匈奴不仅穿过长城而已，战马铁蹄，势将直到南中国海。
96、废一君和立一君，好像猛烈敲打一颗炸弹，危险万状。严延年这个老奸巨猾人物，事前不开口，事后却放马后炮，提出弹劾霍光，可谓深谋远虑。霍光成功，他落得个忠贞之名；霍光失败，他的奏章不但可以保护他的身家生命，还可大升其官。只霍光心怀大忠，不顾利害，用铁肩承担。看看把宰相杨敞吓得屁尿直流的模样，更证明霍光是一位卓越的政治人才。
97、直到二十世纪，中华文化仍激荡在自我膨胀和自我作贱两个极端之中，产生不出来平等情绪。于是，五千年历史中没有敌人，只有盗匪、贼寇、叛徒、蛮虏。一旦情势倒转，被敌人克制，就只好自己诟骂自己，把自己诟骂得越下流、越卑屈，就越觉得安全。而俘获了敌人，同样要求敌人也诟骂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骂得越下流、越卑屈，就越觉得自己越伟大。
98、传统政治上最严重的两大致命污点，一是刑求，一是贪污。连最英明的君主之一――清王朝玄烨大帝，都公开承认，官员不贪污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使人沮丧的讯息。国家的法令，交给贪赃枉法的官员，就等于把武器交给江洋大盗。
王莽的改革，失败在吏治腐败；王安石的改革，也失败在吏治腐败。事实上，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都灭亡在吏治腐败。
官员贪污，开始的时候，往往由于薪俸收入，不能维持生活。或即令维持生活，却不能维持尊严。但是，贪污一旦起步，社会上成了风气，则薪俸即令可以维持他的生活和尊严，贪污也不会停止，因为他还要奢侈。
99、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性质上虽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敢之师，没有仁义之师。拿破仑就曾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
100、水面之下，隐藏一种巨大的冲突，就是流亡江东的政治垃圾，跟江东原居民之间的冲突――经济上的冲突、政治上的冲突、权力上的冲突，以及地域情绪上的冲突。
江东地区跟中国本部，脱离六十年，而回归的日子，不过三十年，向心力还没有稳固，却忽然之间，被认为是征服者的晋王朝政府崩溃，一群丢人现眼、声名狼藉，又没有治事能力的贪官污吏，滚滚而来，盘据要津，骑在原居民头上，敲骨吸髓，发号施令。原居民反应的强烈，自在意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群被逐出中原的政治垃圾，不但没有能力改正过去的错误，反而继续自以为是，使蛮耍狠、态度傲慢。态度傲慢的最大表现，一定是不可理喻，大多数民变和内战，都在这个基础上爆发。
101、古人有一句话形容这种心理：「小人得志」――小人物一旦有三个部属或两个食客，经常在身旁兜圈子，就会意乱情迷，开始出现身段。问题是：被身段所慑服的，全是脓包，看到英雄豪杰眼中，徒惹失笑。
102、若干年前，曾经流行一时的充满封建感情和蠢血沸腾的「无条件服从」口号，现在已经消失，正是中国人无穷福祉。每一个人都应该醒悟到：任何政治行为，都是权力义务关系。任何「无条件」，都是一种诈欺、愚弄、压榨、迫害。
103、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表现他们是男子汉的能力。宦官没有高深的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宦官多少怀着对常人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只因贫苦而被阉割，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践踏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不能希望他们比皇亲国戚，或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更为高明，那超过他们的极限。
104、儒家不但企图回到永不能回到的古代，而又是单线思想，中国人遂激荡在两个极端，一端是狂妄的自傲，另一端是卑鄙的屈膝，一直学不会如何跟朋友平等相处。
105、任何一种思想，即令是最可敬的思想，只要定于一尊，就会变得可厌。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日，也就是中国灿烂辉煌的时代，开始沉淀为酱缸之时。随着封建极权的发展，和因科举制度而又出现官场文化，更使酱缸深不可测。
106、王夫之对人类用的是二分法，一类是「人」，一类是「非人」。中国人――而且是狭义的中原人，连楚王国都排斥在外，是「人」；而其他芸芸众生，全是「非人」。仁义道德是中原人的专利，只可以专门对内使用，对外就要发挥兽性，肆意诈欺残忍，无所不用其极。听起来好像是希特勒在那里发表讲演，使人发抖。
107、若干权势人物更都聪明非凡，为什么总是干出这种只能自欺，却不能欺人的勾当？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一个人封闭在自我陶醉的洞穴中太久，心智无法成长，总认为别人的智力商数比他更低，可以任凭他牵着鼻子走。
108、法律固然神圣不可侵犯，但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就是正义――人民的良心和良知。
109、台湾有句谚语：「拿别人的手指通蛇窝！」通出黄金，多少还可以分点零碎。通出毒蛇，反正咬断的是别人的手指。于是，行险侥幸之徒，总是经常的豪情万丈，煽动别人：「斯可忍，孰不可忍！」「拼啦！拼啦！」反正坏处属于别人，好处属于自己。解除人民的痛苦，不能指望掌握权柄的人仁慈「纳谏」，只能指望对权力的制衡。在没有制衡力量之下，任何舆论――包括卑微的下跪哭诉，都没有作用。即令有作用，也微不足道。
110、直到今天，重组南北合纵同盟，仍不为晚。问题在于各国统治阶层的腐败，已入骨髓。掌握权柄的人，口袋里装满秦王国（首都咸阳）贿赂的金银财宝。没有好的政治，就没有好的作战部队。将领都是用不尊严的手段获取高位，士兵则全来自穷苦人家，在军中半饱半饥。于是官也好、兵也好，全无斗志，一旦投入战场，自然溃散。各国不知道改革政治，加强战力，却想靠那些离心离德的军队，保护自己的特权并创造奇迹，可真正成了异想天开。
111、北凉王国灭亡，北中国统一，五胡乱华十九国时代结束。一百三十六年中，几乎一支军队就能建立一个帝国。蓦然间，一批人马集结在一起，组织政府、封官拜爵，发表文告，自称圣君贤相，而称别人是盗匪贼寇。还没有等别人弄清楚怎么回事，它已风消云散；圣君贤相霎时变成了盗匪贼寇，下跪的下跪，砍头的砍头。结局是：匈奴民族、羯民族、氐民族，几乎全部灭绝，羌民族也几乎全部灭绝。只鲜卑民族，仍保持一个北魏帝国，等到下世纪（六）末，这一支才完全华化。
而五胡乱华时期大批流亡客的南迁，使人口稀少的南中国――长江以南，得到充实，逐渐开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二百年后的七世纪的唐王朝，能有那么强大的扩张力量，就靠富庶江南的支援。
112、郭开所担任的角色，十分重要，这位在国王面前一脸忠贞的鲨鱼，宁愿国家灭亡，也要公报私仇，正是敌人最欣赏、最容易收买的对象。赵王国（首都邯郸） 亡后，秦王国（首都咸阳）发现：郭开制造冤狱之多，打击民心士气之重，挖政府墙基之努力，其他卖国贼给他提鞋都不配，论功行赏，封他当高级国务官（上卿）。历史上，郭开这类人物不少。他们唯一的危险不是被人唾骂，而是新主子万一不领这份情。
113、传统的封建社会，依靠儒家学派所定的宗法制度，维持秩序。主要精神是：过继给别人膝下当儿子，就是别人的儿子。对亲爹亲娘，不能再有父子母子之情。
这是一项纯理性的决定，必须如此，才可以使权力中心稳定，和祭祀祖先的香火不绝。儒家学派知识份子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至深，坚持也最力。
问题是：「过继给别人当儿子，就是别人的儿子。」容易办到，第一个特征是称呼，本来叫「伯伯」的，开始改叫「爸爸」，而对亲爹亲娘，改叫「叔叔」 「婶婶」，明确的表示亲情的关系位置。然而，第二个特征：「对亲爹亲娘，不能再有父子母子之情。」却很难办到，只好采取蛮横的高压手段。偏偏亲情是压不断的，只要遇到这个节骨眼，政坛就一定揭起风波。
114、意识形态一旦坚硬如铁，就会把所有的幻境当作磐石，在上面猛盖亭台楼阁。
115、如果没有刘秀的诏书，我们只知道吴汉屠城，当然是在血战的愤怒之下，兽性一时无法遏止。然而，从刘秀的诏书中，可以发现，吴汉的屠城令，却发生在接收成都三天之后。在这三天中，吴汉露出的是满面笑容，直等到布置妥当，男女老幼，在对吴汉充满感恩图报之时，他却突然翻脸。暴君暴官迫害人民，一向勇敢。但对于没有自卫能力，而又已经屈服的俘虏，跟妇女和孩童，竟公然无惧的大规模下此毒手，只有专制封建政府才做得出。
很显然的，吴汉身上流的是畜牲血液，东汉大将邓奉，就是被他的暴行逼反，而他并没有任何改正。
116、有些聪明型人物，认为只要写几行字，或说几句话，就能把不公平化成公平，把人骗得心服口服！他不会相信：小民终于是骗不了的，大骗小骗，都是制造灾难的酵母。中国因为地理封闭，一开始又拥有相当庞大的面积，和相当强大的武力，于是养成了自命不凡的心理，对四邻一律瞧不上眼，全部当成蛮族，偏偏他们竟然也真的文化低落，国土既小，而人口又少，于是更增加中国人的优越感。这不能单纯责备中国人，任何一个国家处于这种「万国来朝」的局面，都会发现自己的确伟大。英国称霸世界，不过两百年而已，而且现在已经瓦解，但我们仍可在英国人身上看出他们的优越感，何况中国占据高位，长达四千年之久。
117、严刑峻法只是惩治贪污的一种手段，如果当作惩治贪污的唯一手段，结果就跟北魏帝国的吏治一样，反而使贪污更为严重。明王朝初期，对贪污官员处剥皮酷刑，结果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的官员贪污最烈。
往深处探讨，北魏帝国官员，如果不贪污，简直就没有天理，因为他们全都没有俸禄。耶稣曾告诉门徒，传道的人有接受俸禄的权利，偏偏北魏帝国认为官员既可以没有俸禄，而又必须不贪污。北魏帝国和明王朝，民变发生的次数最多，场面也最大（北魏帝国是无待遇政策，明王朝是低待遇政策）。他们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最后，马儿变成怪兽，不但吃草，连皇帝都吃下肚。
118、真正失败的原因，恰恰就在英明领袖身上。将领如猪，是谁任命的？难道是敌国介绍？一个靠猛烈摇尾取得高位的人，他的拿手本领就是摇尾，而不是作战。马屁拍得不舒服，可以责备他；作战不能取胜，怎么可以责备他？真正应受责备的，应是英明领袖自己。摇尾份子崇拜权势，掌权人物偶尔一屁，都能在其中找出哲学意义。
119、「妖言」「忠言」，只看从哪个角度了解，用哪种心理评估。专制封建社会上，无法诉诸公道，完全由一个人或一小圈人决定，假如他们有私人恩怨，假如他们的层次太低，「是」和「非」就恰恰相反，「妖言」会成为「忠言」，「忠言」也会成为「妖言」。大分裂时代中这种恰恰相反的现象，尤其严重，但也正因为严重，才造成大分裂时代。
120、宽容是一种高贵的美德，但对一个政治领袖而言，过度宽容，只看见面前的两行眼泪，看不见天下千万人的悲哭。宽容遂变成姑息，一定破坏法律的尊严，瓦解社会的稳定。
121、冠冕堂皇的理由虚晃一枪，真正的理由因为太卑鄙的缘故，往往说不出口。
122、酱缸文化培养出绝对相反的两种极端性格：一端是自卑，自卑到自愿毁弃自己的人格；一端是自傲，自傲到乐于毁弃别人的人格。有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以致有些人活得辛苦、活得卑贱，只要不死，教他当狗他当狗，教他当猪他当猪。忍耐是一种美德，但无限忍耐，则是一种病态。
123、关羽是二、三世纪之交、东汉王朝末年的名将，他的英勇被当时以及后世所肯定。然而，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得以永垂不朽，历时一千六百年而始终光芒四射，却不由于他的英勇，而由于他对刘备个人的效忠，这项效忠，被解释为「道义」。
尤其是十七世纪清王朝，以满洲民族控制中华民族之后，在关羽身上找到政治号召的取向，强调道义、强调满洲人跟中华人是异姓兄弟，海枯石烂，情义不变。
不仅中华人崇拜关羽，就是在朝鲜半岛，也遍地都是关羽庙，受到万家香火。跨国英雄，关羽是第一人。
124、只看见眼前的骨头，硬看不见骨头下面的钢刀。正因为这种唯利是图的近视眼太多，人间的悲剧和丑剧，才层出不穷。
125、只因为自认可以愚弄群众的人，层出不穷，所以世界上的混乱，才层出不穷。只因为再明显的诈欺圈套，都有人往里跳，所以自认可以愚弄群众的人，就永远不会绝迹。
126、法国拿破仑复活，这位军事天才岂能指挥现代化战事？蒙古铁木真复活，他岂能再打到波兰？面对新的形势，必须有新的头脑。邱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竞选失败，曾说：「一个对首领恩德容易忘记的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不可轻侮的民族。」而在中国，儒家学派的唯一法宝，竟然全是古人古事，全是今不如古。只有患老昏病的人，才不断惋惜昔年风光，中国文化已走到了这个可悲的尽头。
127、王玄谟的嘴脸，一向严肃，不苟言笑，俨然「君子不重则不威」。所贡献的北伐谋略，使南宋帝刘义隆怦然心动，兴起封狼居胥山的壮志。则王玄谟的智慧聪明，以及才干能力，定有过人之处，刘义隆才把北伐大业，交他之手。再料不到，他真正关心的原来只不过「八百大梨」。当大军溃败，那些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而又缴了「八百大梨」的起义人民，被杀被屠时，恐怕怎么也不了解死因何在。使人兴悲！
128、不但小民无法奉行，对一个政府官员而言，也承受不住三年之丧的打击。三年之后（如果他过度不幸，老娘丧命三年之后，老爹又死，就是六年），再回到政坛，形势已经大变。于是，有些人羡慕别人爹娘死得早，有些人深恨自己爹娘死得迟，有些人一听说爹娘病重，便责备两个老东西为什么不好好保养？有些人一听说爹娘病故，就连夜挖坑，草草埋葬，然后一手遮天，硬说二老仍在。在以后的史迹上，三年之丧的节目，不断出现，并且成为一种掠夺名声和权势的手段，更成为一种政治斗争武器，父母不但不是人子孝思的对象，反而成了贪婪卑鄙勾当的工具，就更使人遗憾。
129、当一艘满载客人的巨轮，迷失航道，即将撞向冰山之时，船舵却握在一个毫无航海知识的地痞流氓之手。全船静悄悄的，大多数人都进入甜蜜梦乡；只有几个乘客，发现危险，他们奔向舰桥，想警告舵手改道，可是舰桥紧闭，他们再奔向船长室，船长正在那里饮酒取乐，任他们擂动门窗，哭号哀求，所得到的只是不理不睬，最后，黑暗中闯出打手，把他们捆绑囚禁，甚至枪决。这就是无力感，自己有方法拯救巨轮，却眼睁睁看着巨轮一直撞向冰山，而自己又偏偏身在这巨轮之上！
130、周勃跟韩信、彭越，有同一的遭遇，属于「有人检举型」。这个「有人」，是隐藏在高位的杀手，韩信的「有人」是刘邦，彭越的「有人」是吕雉，周勃的「有人」当然是刘恒。唯一不同的是，刘恒目的不在杀他，而只在灭一下他这个「忠厚长者」的威风，教人瞧瞧谁是老大。然而，周勃如果没有黄金二万两，如果儿子娶的不是公主，几场苦刑拷打下来，他就无法避免「攻破心防」「坦承不讳」「自动招认」（贯高先生那种铁石人物，是人间异数，我们敬他、爱他，为他垂泪，但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他）。铁证如山的供词，摆在公案之上，刘恒包管跟嬴胡亥对李斯的醒悟一样：「他妈的，原来是真的呀。」无论政治迫害或刑案通缉，在重点逮捕之下，一般逃亡客往往投奔亲友，认为他们会给予掩护，结局总是悲剧。
一是，人性共安乐易，共患难不易，当你高车驷马前往拜访时，亲友可能发动全城欢迎，但重案压身，情形就不相同，他们一旦改变心肠，你就自投罗网。
二是，亲友本身就是一项线索，一旦发现主角逃亡，治安机关不可能漫无目标的到荒山上去乱搜洞穴，当然先监视你的亲友；而且人们往往留下口讯：「下一步投奔张三。」军警顺着追踪，你还没有走到门口，埋伏已经停当。
三是，天长地久，你不可能永远躲在地窖，即令如此，送茶送饭，亲友家庭秩序必然呈现异样，要想不走漏消息，可能性太小。
131、霍光之罢黜刘贺，是一个变数，五千年漫长历史上，也只此一次罢黜，是站在国家利益立场，而不是为了篡夺。有人说，刘贺的昌邑帮，有谋杀霍光的阴谋，霍光防患未然，不是大公。咦，什么叫大公？这才恰恰是大公，刘贺即位才二十七天，便想发动绝不可能成功的政变，证明他的智商不足以治理国家。然而，霍光此举，在「畏天」和「进谏」无效之后，却是第三种制衡权力的方法，也是一项可怕的方法，永远成为禁忌。从此之后，任何人，只要被怀疑有这种「霍光情结」倾向，就会有杀身灭族之祸。于是，中国政坛上的制衡，仍一直兜着「畏天」「进谏」两个疲软无力的圈子打转。无限权力反而更扩张，使人民更受荼炭。
132、中国历史上，刘恒属于第一流君王。长期动乱及一个接一个大屠杀，在刘恒手中，尘埃落定，人民终于回到和平。而他的朴实生活，也确为当代建立一个最好榜样。自从上古以降就根深柢固的厚葬，刘恒用实践做了一次使万民赞赏的突破措施。他要求薄葬，并缩短守丧时间。只因帝王之死，可比一条猪之死严重得多，除了有关系的亲属和官员外，连平民都得跟着倒楣。而帝王之丧，谓之「国丧」，国丧期间，人民不准演戏、不准喝酒、不准结婚、不准理发，甚至不准笑逐颜开，都要为那个已死的当权份子，一心一意的悲哀流泪。胆敢拒绝，那可是惹了虎头蜂，非死即伤。
133、我们盼望中国人永远不再这么卑屈，永远不再自甘于狗的身份。而永远的挺直脊梁，站在那里，侃侃而谈。
134、四四一年，南宋帝国晋宁郡（云南省晋宁县）郡长爨松子叛变。天门郡（湖南省石门县）蛮族酋长田向求也叛变。分别被南宋government army讨伐平定。
爨松子和田向求，是含冤难伸逼反？或是野心勃勃造反？或是作恶多端，收不了摊子，铤而走险？传统史书，对此没有说明，而只称之为「反」为「叛」。
我们读者，应该三思。
135、这世界上忘了自己是谁的人触目皆是，所以，丑剧，闹剧，悲剧才一出又一出地上演。
136、杨广文选，是杨广对人类所做的唯一贡献，他现身说法，为「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竖立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中国政治领袖有一种毛病，在享尽现世欢乐之余，还想高升圣人宝座，以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大诰」「皇训」之类，遂纷纷出笼，除了培养子民服从的惯性外，更希望别人产生一种印象：「说这种好话的人，不会做出和这种好话恰恰相反的坏事。」不但希望用文字洗清自己的血手，也希望用文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仁慈的天使，翱翔天空。慕容垂跟姚苌，先后背叛苻坚大帝，有他们不得不背叛的苦衷，慕容垂身受复国建国的压力，姚苌则害怕下一次的诛杀，我们充分理解，也充分同情。然而，既叛之后，慕容垂种种，仍是英雄豪杰本色，怀有浓厚的感恩和深切的惭愧之情，而姚苌却狼子野心，凶狠冥顽，不知道他对苻坚大帝，为什么痛恨至此？
小人物之所以用惨烈卑鄙的手段回报恩主，主要的是他必须这样，才能消化自己因忘恩负义所产生的内咎，和有希望使别人相信自己并没有忘恩负义。
世界确有一种人，你最好不要认识他；不幸认识他，最好不要跟他有友谊；不幸有了友谊，最好不要对他有恩。但是，这种人往往有动人心魄的蛊惑力；连苻坚大帝，都不得不坠入陷阱。
137、苻坚以盖世英雄，却如此结局，我认为是恶运抓住了他。从淝水之战起，他就一直用一个翅膀飞行，另一个翅膀却被砍断。
…………
纵有千种奇计异谋，也受不了如此摧残。苻坚死时，内心的痛苦悲愤，我们深深体会，并在千载之下一哭，为他的遭遇哭，也为当时中国人民遭遇哭，苻坚死而姚苌生，优败劣胜，历史进入反淘汰的黑洞时代。付出代价的，是当时小民，要多受二百年之久的活罪，才能使大分裂时代结束。
138、在对抗外国外族的侵略时，我们赞扬誓不屈服，但在纯内部的混战情况下，不过是官员跟官员间的火并，军阀跟军阀间的抢夺地盘，这里面没有大义，只有私利，在我们看来，谁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谁能使死伤减少到最低限度，谁都值得我们致最高的尊敬。
139、如果一切罪恶，都必须用血腥手段，才能对抗，就是一个灾难的社会，也是一个痛苦的民族。
140、不知其人观其友，然而，更精确的判断方法，不如不知其人观其敌。反对人数的多少，不能作为评鉴标竿，而要看友是什么人？敌是什么人？只有伪装的朋友，没有伪装的敌人，所以从一个人的敌人身上，容易反射出正确信息。一个人受抨击是常事，重要的是抨击的内容，和谁对他抨击？
141、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是酷吏之母，也是最大的酷吏。法国大革命时的「革命裁判所」、欧洲中世纪的「异教徒法庭」，背后都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他们必须被推翻或被克制，酷吏才会消灭。司法是政治的延伸，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司法。有什么样的司法，就有什么样的法官。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人范睢，随从中级国务官（中大夫）须贾，出使齐王国（首都临 ），齐国王（四任襄王）田法章因范睢口才敏捷，十分欣赏，赠送他一些贵重礼物，包括黄金和饮食。
须贾认为一定是范睢泄露了国家机密。回国之后，禀告宰相魏齐，魏齐发现用别人的痛苦表现自己忠贞的机会已到，于是大宴宾客，把范睢摔倒在地，乱棍捶打，任何呼冤辩解，都不置理。
范睢肋骨被打断，牙齿被打脱落，奄奄一息。用竹席包起来，像丢死狗一样丢到粪坑旁边。魏齐为了展示爱国的愤怒情操，还叫宾客们轮流往他身上撒尿，范睢受尿素刺激，悠悠苏醒，魏齐已喝得大醉，命抬到野外。
142、所有酷吏，都没有好下场，主要的由于酷吏权力膨胀得太久之后，会忘了他自己是谁。终有一天，碰上特务手段扳不倒的对手。其次，等到民怨沸腾，可能逼出对酷吏之母反击时，酷吏之母就会借酷吏的人头，平息群愤。任何一项原因成熟之日，就是酷吏丧生之时。
143、须贾虽然是一位大使，地位很高，其实也不过官场中一个混混。他出卖范睢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疑心范睢泄露国家机密，而是他对范睢妒火中烧。身为大使的都没有得到国王的礼遇，而一个随员却获得荣耀，不仅使自己没面子，而且范睢经此锦上添花，势将危及自己的前途。这才暗下毒手，诬以谋反。一则拔除潜在的政敌，二则加强忠贞的厚度，可以说一举两得。再见范睢时，那一星点未泯的天良救了他。以秦王国（首都咸阳）之强之蛮，诛杀一个外国使节，不会眨眼。
144、人性有堕落的一面，卑劣的人格加上恰好手执风箱，火焰就会更炽。舆论的谴责，家属的哭诉，流血的杀戮，灭身灭家灭族的恐怖，酷吏都不会皱眉。所以中国历史上的酷吏，永不绝迹。要想绝迹，只有铲除它的源头――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和允许暴行存在的社会制度。
145、西汉政府事实上一直居于反应地位，军事行动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匈奴，并吞领土（跟对西南夷不一样），而只求摧毁匈奴汗国野战军，使他们没有力量再进入中国烧杀掳掠而已。
「大儒」之辈，却认为这种战争也是罪恶。结果至为显然，边界上的中国人丧失保护，他们年年被杀、被奸、被掳，家破人亡、血流成河。「大儒」却稳坐在温暖的椅子上，痛斥战争。等到边民们死光或被全部征服，马蹄声响到高堂之下，「大儒」立刻转身责备政府不知道保国安民。
146、曹丕以魏王的身份夺取东汉王朝的政权，传统史书只称之为「魏」，单音单字是中国文字最大的缺点，不能精确的表达事物。一个王朝亡，一个王朝兴，应该是「魏王朝」才对。
但是一个国家不能允许有两个以上的王朝，却能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政权。所以，我们对控制全国的政权，称为「王朝」，对分裂情形下的独立政权，依它首领名号，分别称「帝国」「王国」。
147、儒家系统看来，「大儒」真是活宝，只要他出现，准益寿延年。事实上「大儒」不在人间，而只在儒家的书本之上。
148、不过，刘邦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王之一。所有关键性的大决策，都是别人的主意，没有一个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庸碌的领袖面对着比他智慧高的人，会感到一种压力，浑身不舒服，自己的愚蠢见解一旦被部属批驳，他会老羞成怒，翻脸无情。左右必须全是比他更庸碌的蠢材，使他有机会表演「面授机宜」「智从己出」，他才满意。刘邦几乎样样不如人，然而，他是一个优秀的统御人才，能作正确判断，能承认错误，能宽容别人的过失，能用度外之人；胸襟坦荡，不拘小节，具备一个理想领袖的条件。即令生在民主时代，他也会同样崛起。权力不但使人骄傲腐败，也使人冥顽痴呆，时间越久，越记不得自己是谁。一个小人物，尚且如此，何况拥有无限权力的大大头目？
149、谢安用一定会失败的手段，获得大胜的辉煌战果，在历史上写下一页奇迹。
无数流泪流汗、艰苦工作，而竟不能踏上成功之境的人物，都会沮丧，无法解释其中奥秘。
好在是，四千年来，纯靠命运而建立功业的大事，仅此一桩。绝大多数情形下，还是要靠艰辛的努力奋斗。谢安偶一例外，不能推翻生命的正常法则。
150、「诬以谋反」的铁帽，法力无边。天下多少忠臣义士和国家栋梁，丧生在这个铁帽之下，自古忠良多枉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51、中国帝王是世界上礼仪最多、日常生活花样最复杂的一种动物。非洲有些君主，可能比中国帝王更残忍，但是却没有中国帝王那么多禁忌，使人民动辄得咎。
这种制度由嬴政先生创立，以后层面日益升高，到了明王朝，遂累积成为一项毒瘤，使中国人民受到致命的伤害。刘恒先生在帝王群中，算得上是一个明白人，可是在用别人的血来展示他的尊严和孝思时，却跟其他帝王一样的心狠手辣。祭庙上一个玉环算屁，甚至刘邦的坟墓又算屁，动了一下竟企图杀人全族。
152、这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团结能力，只是说中国人的团结，总要弱势伙伴屈服。
团结是平等的，并肩携手，应彼此尊重，必须先承认对方存在，而且跟自己一样的光荣存在。而我们目前正缺少这种文化，稍有权势，便只有我、没有你！因之把让步视为懦弱，把谈判视为说服，把忍耐视为畏惧，把坚持视为冥顽不灵。大家既缺少共识，就只好「我团你的结」，把对方团结在自己的胯下，而不是肩并着肩。
153、白起最大的罪恶，是长平（山西省高平县西北）杀降。然而，对秦王国（首都咸阳）而言，他功勋盖世。他之拒绝担任大军统帅，可能是在斗气，也可能确实预见到必不能胜。秦王国对败军之将，处分严厉，他不敢冒这个险。但更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患病。问题是，专制体制之下，不允许任何人有个性。白起胆敢拒绝君王恩赐的高官，已犯了大忌（轻视官爵就是轻视君王，君王全凭这个法宝维持他的权威），而在被贬逐之后，竟然仍不满意，还发牢骚，这种行为，谓之「怨望」。因此，官场中的狡狯之辈，一旦受到迫害或委屈，不但不敢表示不满、口吐真言，反而诚惶诚恐，自认「臣罪当诛」和「天王圣明」。希望首领肯定他的忠贞不二。重罪或可免死，轻罪或可重新出头。
154、沈庆之一直坚决主张民间私自铸钱，四五六年被颜竣驳倒后，四六五年再度提出，终于实施，结果如此之惨，和平时期而经济竟然崩溃，完全是政策错误。沈庆之是一位名将，自击平刘诞的叛乱后，地位已达高峰，所以九年前失败的提案，得以复活。然而，经济是一件比军事要复杂万倍的事物，不是每一个人都懂。为了和北魏帝国开战，沈庆之曾经说过：「治国好像治家，关于耕田种地，应问农奴；关于纺纱织布，应问婢女。」货币政策，军人不应乱出主意，政府也不应去问军人，犹如战场之上，货币专家不应乱出主意，指挥官也不应去问货币专家如何肉搏。可是，沈庆之却违犯自己的名言。
155、当李隆基下诏亲征之日，也正是他决定脚底抹油、拔腿开溜之时。摇尾系统总是灌输小民一种思想：英明领袖集诚信、智慧于一身，永远正确，永远不背弃他的部下和人民；他从不欺骗，从不说谎；所作的承诺，无不一一履行。五千年历史和五千年的政治舞台，可以证明：谁要是相信这些鬼话，谁就注定的要痛哭到肝肠寸断。
156、犹如一只老虎逼门，不想办法擦枪磨刀，反而每天引他去五里路外去吃一条小羊，希望他跑得疲倦，没有力气再吃，却没有想到他会一天比一天更为雄壮。一个国家拥有这样智商的统治阶层，如果不亡，简直没有天理。
157、荀况的见解，有时候荒唐得离谱太远，竟然幻想出来敌国人民喜爱我们如同喜爱爹娘，而视他们的统治者如同仇寇。所以一旦战争爆发，他们绝不会站在暴君的一边，绝不会攻击被当作爹娘的我们这一边！这可是午夜奇谈，再了不起的仁政，可能使敌国人民羡慕，不可能使敌国人民把入侵者当成爹娘，更不可能促使敌人全国背叛。交锋一旦开始，战士完全被杀人的行动和被杀的恐惧所控制，还管什么谁是「义师」，谁是「盗兵」？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仁人」，和从没有具体实现过的「仁政」，被儒家系统无限制的扩大它的效果，竟成为一个无往不利的符咒。曹操这项自明本志令，光明磊落，字字真挚。他坦率的承认：并不是从小就胸怀大志，而是时势推演，才把他推上高位。而既被推上高位之后，他就等于骑到猛虎背上，到死才能下来。他坦白的说明他面对的困局，这是专制政体特有的困局，任何人都无法突破，那就是：他不能放弃军权。韩信、韩馥等人的命运，都是活生生的前车之监。
大多数政治性文告，都是虚情假意，说些谎话、大话、空话。自明本志令之可贵，曹操之可爱，就在于有异于此。
158、儒家看起来相信鬼神，祭祀和丧礼，几乎是儒家的命脉，但事实上，儒家又不相信鬼神，从皇家祖庙「亲尽则毁」的规定上，可发现在儒家设计下，祖先的灵魂最后一定全被子孙饿死。因此，儒家虽披上宗教的外衣，却始终不能升华成为宗教，而只能扮演尘世间人伦规范角色。与其称儒家是一个宗教，不如称儒家是一个思想上的宗派，到了后世，更沦为一个争权夺利的帮派。
159、赵韪背叛刘璋，就史书上显示的资料，看不出他是贪图富贵，而只看出他是为了反抗东州兵团的暴行。赵韪之所以能深得人心，当然是他向小民认同。当他目睹小民的房屋被烧、妇女被奸、生命被杀，屡屡要求刘璋制止，刘璋却一推二拖三和稀泥时，试问，赵韪应怎么办？难道把所有跪在他面前诉苦的小民，逐出大门，从此不闻不问，以求「明哲保身」，这样做当然受到传统知识分子的赞扬。 或是兴起正义之怒，抛弃既得利益，率领被迫害的人民抗暴，这样做的结果是：成则王侯败则贼。成功了，大家掌声雷动，高叫：「这是天命。」失败了，大家讥讽他贪图富贵。
赵韪选择了正义之怒，而又不幸失败。受到诬蔑，在意料之中。中华人什么时候不再用邪恶的成见去解释别人，中华人才有资格成为一个高贵的民族。
160、这种缠出来的小脚，不但外貌丑陋，而且还会发出一种奇臭。但是却被一些文妖之类，化腐朽为神奇，反而成了瘦不盈握、香喷喷的三寸金莲，把事实颠倒到如此程度，使二十世纪之后出生的中华人，羞愧难当。
这是一项很大的困惑，不仅要问：中华民族有没有美感细胞？中华人分清分不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中华人有没有鉴赏能力？在传统深处，我们不了解美，因而畏惧、排斥美，甚至认为美是一种恶。发展到终极，恶反而变成了美。女人缠脚，就是例证。
161、政治家必须有三分混沌，才能把反对力量稀释到最低限度。一定要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去年张三瞪了我一眼，前年李四踢了我一脚，对方为了自保，自不得不奋起反击。
162、这是专制政治的悲剧――领袖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威的司机，他如果决心把车开进万丈深谷，谁都挡不住，谁都救不了。
163、中国帝王真是一种怪诞的动物，不但要当人民的君，还要当人民的爹。一个政治头目，最初只不过「英明」而已，等权大势大之后，就忽然身兼gouvernement大院的「仁慈的大家长」。儒家学派君尊臣卑的学说，作为它的理论根据，大家伙居于绝对的控制地位，小民万世不能翻身。
164、从此，儒家学派的学者，不准有想像力，不准有创意。在二十世纪被视为魁宝的想像力，儒家却被认为是一种邪恶；价值连城的创意，却被认为是轻视侮辱道统。
儒家学者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是：效法孔丘的「述而不作」。用圣人的经典，解释圣人的经典，用古人的话，证明古人的话。以「圣言量」取胜，什么人的意见都有，独没有自己的意见。如果有自己的意见，即令正确，也是错误。
165、在「成则王侯，败则寇贼」的文化中，失败一方的美德，全被抹除，胜利一方的暴行，自有摇尾系统文妖之类，把它美化成天女散花。这是中国史学家的一大耻辱。
166、一口咬定看着不顺眼的人是「非人」，这是为强梁世界制造屠杀的理论根据。
167、司马光对于把孔丘被排斥「武庙」之外，大为不悦。理由十分奇离，认为孔丘曾经阻止过莱夷部落变乱，又曾经派人击退过费城入侵军队，足够证明孔丘懂得军事，所以他应在将领群中，居于领导地位。这就好像一个人只不过开了两公里汽车，就认为他足有资格参加太空人俱乐部，且有能力领导太空人登陆冥王星一样。至于肯定姜子牙不如孔丘，更匪夷所思，犹如一个皮鞋匠和一个面包师，无法相比，不能认为皮鞋匠无法跟面包师抗衡，也不能认为面包师无法跟皮鞋匠抗衡。司马光对孔丘的造神运动――把他造成一个文武全才的努力，只会把自己累得要死。
168、命运的意义，就是没有人可以预知，没有人可以控制的机缘变数。一个行为的介入或不介入，能使历史和人生转变方向。不相信命运的人，无法了解历史。然而，命运是一个残忍无情，而又诡谲无常的女神，你必须相信她存在，但你千万不可相信她会爱上你，也千万不可相信她会憎恨你！ 绝对不可以把自己全部都交付给她，任何一个把自己全部都交付给她的人，一定被她撕碎。
169、刘骏固然是个畜牲，残暴寡恩，但对颜竣的处份，斩首算了，为什么还要先砍双脚？砍脚算了，为什么还要诛杀男口？在这件惨剧中，什么事激使刘骏兽性大发？闯下滔天大祸的，恐怕是颜竣那张毫无遮拦、称心快意的利口。当颜竣还是刘骏心腹时，所亲眼看到刘骏的闺房丑闻，和刘骏的种种愚蠢和邪恶行为，颜竣为了炫耀和主子关系密切，并窃弄权威，平常日子，恐怕泄露的太多。这是一个严厉的教训，如果用报导别人生活细节的方式，来展示他跟对方关系非常亲昵时，必须要小心翼翼，不可破坏对方形象，否则，灾难可是自己找上门的，大灾难就像颜竣所承受的，小灾难至少也会失去友情。
170、诚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过去的史论家论史，从「太史公曰」到「臣光曰」，就只是孔门一家的框框之见，而柏杨在翻译《资治通鉴》时，从他本身的现代多元文化背景，读不下去而痛批之，是为「柏杨曰」，它为传统的论赞学打下了句点。
……柏杨通过「柏杨曰」除了和历史对话，和司马光对话，也和众多的儒家菁英对话。柏杨所标举的是现代的民主、法治以及人权的新价值。柏杨说，抚今思昔，历史也就不再是舞台上的往事陈迹，因此他试图从历史着手，去了解我们这一代苦难的根源；他以古为鉴，要表达的是他做为一个现代人的领悟与感受。龚鹏程因此说《柏杨曰》是「现代化思潮下的史论」，刘季伦说那是他的「历史法庭」，而一则一则读下去，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领悟与感受呢？
171、从某一个角度评论河阴屠杀，包括把现任皇太后和现任皇帝，全部投到黄河里活活淹死，诚是一项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这是对腐败凶暴统治者的大反扑和大报复。暴君暴官临死时的悲惨，正是他们加到小民身上的悲惨的再现，昔日凶恶之徒，一个个哀号而死，全体小民，都为这场屠杀，发出欢呼！
然而，政治不是军事，大屠杀的后遗症是，还会发生更多的大屠杀。中国历史显示出一种使人困惑的轨迹，人民除了走向河阴――用暴力对抗暴政外，几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问题在于，暴力对抗暴政之后，留下的却是更大的暴政，需要更大的暴力，才能再把它推翻。暴力复暴政，循环不息。
172、战国时代末期，各国成了一群羔羊，面对着巨狼秦王国张大的血口，每天颤抖，君王和官员们从没有人想到改革内政、培养战力。只想到能过一天舒服日子，就过一天舒服日子。他们藉着互相出卖的卑鄙行为，利用国际关系的矛盾，尽量拖延自己被吞食的时间，典型的「等我死了再天塌地陷」世界末日思想，连上帝都无法拯救。
173、七月鹊桥初架日，长生殿前人双至。
比翼连理渡银河，海誓山盟谁逾此。
全仗恩爱护终身，身尚未终恩爱止。
君王若是有情时，马嵬怎不同生死。
174、躁进之士患有权势饥渴症，总盼望拿别人的人头，去撞开更高阶层荣华富贵的大门。一旦别人拒绝被当作工具去撞，或是把别人撞得脑浆崩裂而仍没有撞开，他就会暴跳如雷，认为是别人误了他、害了他。
躁进之士跟野心家不同，野心家有时候还可以克制自己，躁进之士则身不由主的到处寻觅可以撞门的别人的人头，更为劳苦、危险。
175、鼓儿词有言：「说忠良，道忠良，忠良自古无下场。」数千年传统文化，化作三句唱词，令人兴悲。贾谊对于尊贵官员们在审讯过程中，或在牢房之内，所受到的屈辱，特别重视。但却提议：士可杀不可辱。导致一个残酷的发展：高级官员们一听说要吃官司，不但不准去公堂之上替自己辩护，反而必须马上自杀。咦，人，固不可辱，更不可杀。不仅对尊贵的官员如此，对卑贱的平民也应如此。贾谊竟然认定低阶层的差役之辈，全是无耻之徒，窃窃自喜他已挤身于统治阶级，使人失望。
在此之后，凡受到诬告的官员，不允许申辩，只允许自杀。对拒绝自杀而要求澄清的人，往往痛加抨击。因为目的不在保持人格的尊严，而在保护皇帝的荣耀。
176、儒家一提起嬴政的「焚书坑儒」（参考前二一二年），便怒发冲冠。可是却抓住机会，借刀杀人，用政治手段，置其他学派学者于死地。不过采取的是慢性谋杀，人们看不见血染钢刀，不过事实已经说明，儒家学派没有能力单独存在，他必须跟权势结合，并且付出结合的代价，不久就沦为既得利益当权派的打手。
177、政治是太复杂了，它有个明显的特征是：没有永远的敌人。
政治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于化敌为友，只有半吊子家伙，才确信他的钢刀万能。
178、当没有实力做后盾时，任何意气轩昂的陈词，都足以坏事。
179、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
180、人口增加，生产工具进步，自会使社会层面加多，有些固然跟所谓的「心术」有关，有些却不然。地广人稀时，可以胡乱开垦，一旦人口增多，就得有法令禁止在山坡上种田，以免泥土流失。
只有一种情形才可以使法律条文减少，那就是人口减少，等到一个城市只剩下一个人时，就可以不要一条法律了。
181、千余年来，大家习惯于这种斗臭手段，动不动就倾盆而出。当张三坚持黑是黑、白是白时，李四只要「揭发」他曾经在日本留过学，一脑筋反动的万世一系帝王思想，就足够打倒张三，而另行建立黑是白、白是黑的进步理论。
182、马屁精文章的特质是：对应赞美的，抨击；而对应唾弃的，反而赞美。为了一个官，或为了几两银子，能把恶汉形容为圣徒，把杀人蜂形容为可爱的家鸽。
写马屁文章的知识分子，固是无耻，接受马屁文章的有权有钱大爷，同样无耻――他竟然相信那玩艺是真的，囫囵下肚，而面不改色。两个无耻一拍即合后，乃完成一个双倍无耻。
一旦双倍无耻问世，辨别是非善恶、评断功过得失的客观标准，便被毁坏。
183、严重的缺少人性尊严，和道德勇气的衰退，以及粗糙的思考方式，是摧残人权的最大动力；一直到二十世纪，我们还常听到一种下流的论调：「对付老奸巨猾，还讲什么人权？」于是一个嫌疑犯被捕，拒绝承认罪行之后，传播媒体就会立刻抨击他「坚不吐实」。我常想做一项永不可能做的实验，把说这种话的人逮捕，指控他是谋杀美国总统林肯的凶手。如果他承认，立即枪决；如果他不承认，就一口咬定他老奸巨猾，「坚不吐实」。
184、过去的篡夺，只是统治者搬家，而王莽的篡夺，却确确实实是改朝换代，还包括一种政治理想的实践。
对于王莽事件，儒家学派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如果新王朝寿命有八百年之久，儒家知识份子自然振振有词。偏偏十五年便亡，而更糟的是，继起的统治者又偏偏是西汉王朝皇家苗裔，王莽就非是「乱臣贼子」不可。所以，虽然王莽是一位「大儒」，而且用政治力量推动儒家学派的崇古政治理想，儒家学派却不得不放弃原则，对他痛加诟骂。这诟骂包括一种痛恨的心情，痛恨他不争气。不过，无论如何，王莽创造的权臣夺取宝座的分解动作，却为后世定下模式，很多同样情形下的权臣，都照葫芦画瓢。
185、但直到今天为止，这种一脸忠贞鲨鱼之辈，仍遍地皆是。不是中国人特别喜爱打小报告，而是制度如此。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认为告密就是效忠时，我们又如何唾得完？又如何特别要唾某一人二人！
186、为什么检讨的结论总是「被迫害的该死，因为他引起有权大爷的迫害！」为什么不能提高质疑层次：有权大爷为什么迫害？原因何在？病源何在？
187、监赏能力一旦随着政治市场的价码起伏，便无法独立。结果当然造成一种反淘汰，官场中的歌颂，往往正是小民的愤怒或不屑。官是一个标准，民又是一个标准。民的标准被政治市场涨跌的巨棒击碎，得不到公正的肯定，长此以往，民族的灵性和生机就奄奄一息。所以我们必须做到：只问对方的成就，不问对方的成分。
188、在卑劣猥琐的情操下，阴谋成了沾沾自喜的阳谋。相信逻辑、相信真理的高贵气质，反而成了被耻笑的呆瓜。
189、咦，君王从不告状，告状的都是臣僚；奴隶主从不告状，告状的都是奴隶；手握权柄的人从不告状，告状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小民。财产被吞并，妻子女儿被掳去当婢女小老婆，儿子或老爹被乱棒打死……中国人只能无穷无尽的忍受，如果你胆敢向「圣明的君王」，或胆敢向「贤能的父母般的官员」，哀求发还被吞并的财产，哀求放回被抢夺的妻子女儿，哀求处罚那个打死儿子或老爹的凶手，你就成了刁顽之徒，犯了滔天大罪。
190、中国历史悠久，元首成群结队，够「圣王」的，能有几个？ 儒家学派眼眶里，只伊祁放勋、姚重华、姒文命、子天乙、姬昌、姬发，屈指可数，事实上不过托古改制，造神运动下的产品。圣王跟耶和华先生一样，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形象。但基督教并没有教人去当耶和华，儒家学派却一味瞧不起一切被认为当不了「圣王」的人，拼命教人去当根本不存在的圣王。结果三千年以降，除了上述的六位活宝外，再没有别的活宝，政治理念遂成为一堆空话。
191、一个人如果坚持分辨是非黑白，不但没有人敬佩，反而惹人哄堂大笑，笑他是个没有头脑的傻瓜。
我们绝不拿别人的手指去捅蛇窝，吆喝别人：「上呀，上呀！」也绝不要求别人：「死呀，死呀！」我们对在权势下低头的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悲哀。而我们对敢说敢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深深了解那是人类中最可贵的道德勇气，从心底深处，生出钦敬膜拜。希望中华人的尊严，就从现代这一代的中华人心头，开始苏醒。我们是一个能分辨是非，能分辨黑白的人类；不是一个不分辨是非，不分辨黑白，而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的蟑螂。
192、对暴君暴官而言，他所以怒火冲天，兴起大狱，往往不是因为你抨击的不是事实，恰恰相反，而正因为你抨击的硬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你抨击的离谱太远，他还有原谅你的可能性，而你嚷嚷他患有梅毒，偏偏他真的患有梅毒，反应才强烈而残忍，他不会「改正」，他只会愤恨你使他露出原形。
193、儒家系统鼓励并认定：知识份子跟牧场中的猪羊一样，只要烙上张家记号，便永远是张家家畜；烙上李家记号，便永远是李家家畜。胆敢不以某人的家畜自居，便立刻受到其他家畜攻击。久而久之，很多人遂养成一种乐于被主子豢养的情意结。眼目中只有那个主子，而把国家民族，放到脑后。为了自尊或心理平衡，还一口咬定：主子就是国家民族。
194、然而，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之战，不但对中国重要，使中国解除了历时三百年之久的匈奴汗国的威胁，大大的喘一口气。
对西方世界而言，金微山之战，更为重要。北匈奴汗国残余部众，在漠北不能立足，于是向西方漂泊。漂泊的时间是那么久，以致脱离了中国历史范围，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可是，三百年后，复苏而又重新强大的北匈奴汗国，终于漂泊航空距离四千公里之遥，抵达黑海北岸，引起骨牌效应的民族大迁移。原住黑海北岸的西哥德部落，受不了北匈奴的压力，向西侵入多瑙河上游。原住多瑙河上游的汪达尔部落，受不了西哥德的压力，向西侵入罗马帝国。罗马终于亡在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野蛮民族手中。
195、权力迷人，没有尝过权力滋味的人，永不知道权力的诱惑是如何强烈。
196、刘邦最大的罪恶，是他用残忍的手段屠杀功臣，留下不可抹灭的劣迹，我们绝不宽恕他。但我们也了解，专制独裁政治就是杀戮，当初大家一块当小偷、当强盗，吃在一块、睡在一起，大哥二哥麻子哥，好不亲爱，一旦你高坐金銮宝殿，装模做样，想想你当年狼狈嘴脸，要不是我，你还能活呀？王朝政权建立伊始，效忠心理还没有凝聚成为惯性，互相猜忌之下，不但君要杀臣，臣也要杀君。猜忌犹如荆轲的毒刃，见血封喉，毫无回转余地。西汉王朝初期，我们只看到君杀臣。以后，我们将看到臣杀君，同样凶暴。
197、历史上这种叹息，不绝如缕，显示错误的决策，必然付出错误决策的代价。问题只在于反省的内涵，智慧型的，检讨错误后承认自己不够智慧：「我该重用他！」顽劣型的，检讨错误后显示自己更为顽劣：「我该杀了他！」
198、师承，是一种毒药，两千年来，一直在摧毁中国人的创意，阻挠社会进步。
西方文化精髓最早表现在柏拉图的一句话：「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酱缸文化则恰恰相反：「我爱我师，因为我师就是真理！」实际情形是：「我师就是饭碗！」真理一旦和饭碗结合，事态就十分严重，不但自己不敢批判教师的见解，也不准别人批判，如果有人批判，立刻奋不顾身，群起猛攻。蠢血沸腾的去保卫教师，也就是保卫自己的饭碗。对教师的任何质疑，都是异端，罪大恶极。
199、无力感的悲剧，才是最沉痛的悲剧。国如此，家如此，人也是如此。
200、儒家学派最骄傲，动辄抬出来亮相的一位先生是：「子武丁守丧，三年不说一句话（高宗谅暗，三年不言）。」这种「三年之丧」，在春秋时代便因为行不通而被扬弃，墨家学派只主张守三月之丧就够了，大力抨击守三年之丧的荒谬。但儒家学派却坚决复古，并把三年之丧作为检验一个人道德学问，和一个国家盛衰兴亡的标准。
三年之丧是贵族、地主阶级的一种休闲性的游戏，一个升斗小民，一天不工作便没有饭吃，如果守三年之丧，全家岂不都成了僵尸？
201、然而，对人的观察，不能看他说什么，还应看他做什么；如果只看他说什么，近代大众传播媒体，充塞每个角落，一旦控制在当权份子之手，暴君全都成了可爱的小白兔。
202、有人天真的哀号说：「你教我承认什么我就承认什么！」这是一句严重伤害审问官职业尊严的话，将会招来更残忍的酷刑。雷马克人性光辉中，有一段集中营的描述，一个纳粹向一个被打得血肉模糊，而仍拒绝签字自愿参加被注射毒菌试验的犹太人咆哮说：「我可以代你签字，我也根本不需要你签字。但我非要你签不可，我要你爬着过来，跪到我脚下，哀求我准许你签字！」这正是酷吏的心情，他的职业尊严不允许被侵犯，他要你自动自发、亲口供出你从没有犯过的罪行。
203、父逼子反，是人生一大悲剧，也是做父亲的一大恶行。传统上有句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对这句话，必须予以严正批判，因天下绝对有禽兽型的父母。
204、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画的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只会嘲笑蒙恬之蠢。
205、我们可以抨击事实，可以赞扬事实，但不可以为了政治立场或自己利益，去抹杀或歪曲事实。
206、宋王朝拒绝和亲的错误决策，已使中国付出极大代价。司马光不但没有反省，反而大言不惭的说：「对于蛮族，顺服时用恩德怀柔他，反抗时用武力镇压他。」 宋王朝时的蛮族契丹和西夏，始终威胁中国生存。司马光也当过宰相，他为什么不用恩德怀柔，又为什么不用武力镇压？敌人，能击败他时击败他，不能击败他时只有和解――和亲是和解的方式之一。宋王朝就坏在战既不能战，和又不敢和的稀泥之中。人们所听的，全是些慷慨激昂、掷地有金石声的隧道声音，为害不浅。
207、美德是逐渐培养出来的，大人物是自我训练出来的。世界上从没有一个人纯靠天赋，在娘亲肚子里便与众不同，生下更胸怀大志，只有摇尾分子才敢这么认定他的主子就是这样。
208、最离奇的莫过于「遥控指挥」，不要说一千五百年前的第五世纪，全靠快马传递讯息，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到历城（山东省济南市），航空距离五百五十公里，即令到了二十世纪电子时代，一个坐在大后方安全地带、温柔乡里的大军统帅，对千里之外，从大兵团会战，到小部队突击，都一一作细密安排，这种统帅，如果不是全白痴，也准是半白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用遥控指挥，获得战场胜利。问题是史迹斑斑，这种遥控指挥的动物，今天仍不绝种，而且有些人还以此自豪。可怜的是那些被遥控指挥的士兵，和战败后受苦受难的人民。
209、刘义隆对他属下将领们咬牙切齿之状，活跃纸上，检讨失败，千言万语一句话，都是别人的错――将领们既怕死，而又没有执行英明领袖的神机妙算。桓玄的阴魂，在刘义隆身上，幽幽重现。
从没有一句话检讨到真正失败的原因！因为真正失败的原因，恰恰就在英明领袖身上。将领如猪，是谁任命的？难道是敌国介绍？一个靠猛烈摇尾取得高位的人，他的拿手本领就是摇尾，而不是作战。马屁拍得不舒服，可以责备他；作战不能取胜，怎么可以责备他？真正应受责备的，应是英明领袖自己。
210、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现代人对正名的认知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的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份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为一种政治意淫，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211、有人抨击中国方块字只是一种诗的文字，因为它的精确细致度不高，无法作精密的陈述和说理，甚至不能描绘较深刻细致的感情。我承认如此，但我反对因此就认为中国方块字绝对无法使条理分明。因这是思考方式问题，运用文字功力问题，和表达能力问题。把史书弄成一盆浆糊似的，不限于文言文和方块字，如果头脑没有条理，白话文和拼音字，也是一样。
212、常有审问官拍胸宣称：「我跟你无仇无恨！」路温舒已代我们指出，当然没有仇恨，但有任务。审问周亚夫的人岂跟周亚夫有仇？审问彭越的人岂跟彭越有恨？一旦柏杨先生审问你，教你承认谋害林肯，我又岂跟你有仇有恨？只是因为你不肯「合作」，我交不了差，下不了台，你就必须坐冰块和上老虎凳。
213、摇尾系统在没有当权时，不过只是摇尾，为害不大。一旦当权，立刻就成了鲨鱼，为害酷烈。从摇尾到噬人，「权势」使他成长。这些人在把同辈忠良吞食罄尽之后，很难不掉过头来，吞食主人。
214、宽容和气度，不是天生的，而是高度的智慧和高度的自我克制。古语说：「宰相肚里可撑船。」宰相尚且如此，首领肚里更必须容纳奔驰的火车。因为只有胸襟开阔，眼光锐利的人，才有运用智慧的能力。
215、然而，晁错却是忠于刘启的，为了和平而牺牲晁错，可以理解。但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教他死得那么悲惨？砍头也行，何至腰斩？腰斩之人，因没有伤及心脏，上体仍然在活，清王朝一位官员在腰斩之后，用手沾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惨惨惨惨惨惨惨」七字，闻者垂泪。
晁错在刘启还是孩提时，便在身旁陪伴，以后言听计从，宠信有加。即令有过，处死已经足够，杀就一杀了之，照样可以向吴国表态，何至指定用此酷刑？甚至「无少长皆斩」？
古人云：「伴君如伴虎。」 事实更为严重，在极权政体下，伴君简直像坐在百步蛇的毒牙之上。亡国之君往往以无比的勇气，奔向悬崖绝壁，凡劝阻他，或想要拉住他的人，都会被他诛杀。可是当他一头撞下深谷时，却痛恨那些未被他诛杀的朋友，当初为什么不肯劝他一句，或拉他一把；尤其痛恨他们竟然不肯跟自己一同摔死。于是，陈叔宝诟骂江东知识分子丧尽道义，朱由检诟骂「臣都是亡国之臣」，希特勒更诟骂德国人堕落，竟拒绝为他阁下一个人而全体送命！
216、一个政权不是一记丧钟就敲垮的，而是不断在敲，一声接连一声，一声比一声凄厉，最后一敲，才全盘结束。也只有领袖人物自己，才有能力敲下自己的丧钟。
217、交锋一旦开始，战士完全被杀人的行动和被杀的恐惧所控制，还管什么谁是「义师」，谁是「盗兵」？
218、不知道什么原因，儒家学派总反对「住」的追求。认为稍图舒适，便成罪过。 历代君王自己虽不听这一套，拼命照盖；但对别人却会板起面孔，于是，限制高度、限制间数，规定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砖瓦，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椽柱，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颜色，平民只好永住陋室。
219、斯大林先生大清党时代，常发生审问官在哭泣，被告反而在旁安慰审问官的镜头，结局仍是处决。政策性冤狱，不能依靠法律。在盛怒的作业程序中，审问官不过一个肮脏角色，他们应为自己的嘴脸付出代价，但不能完全负担冤狱责任。
220、儒家崇古若狂，总是不断的提出「三王」「三代」，使人心惊肉跳。就在夏王朝，中国发生空前的旱灾、水灾，篡弑频仍，人民水深火热。而在商王朝，被不断泛滥的洪水，把政府赶得不停逃跑（六迁其都），人民流离失所。最后的周王朝，有一半时间（东周），陷于孟轲所形容的：「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野之战，杀人盈野。」
221、明哲的意义，就是畏缩圆滑、权势崇拜、丧尽礼义廉耻。
222、尔朱荣跟董卓是一对双胞胎，董卓走过的脚步，尔朱荣小心翼翼的踏着前进。两个不懂政治的粗汉，都必须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结局是可以预期的：害人害己。然而，即令尔朱荣懂得政治，悲剧也不可能避免，如果他像魏收所盼望的，先修道德仁义，则结果恐怕仍要受到诛杀，「功高震主」，封建头目绝不允许一个使自己芒刺在背的人，长期站在身旁。尔朱荣如果用严密的戒备，得免一死，也不过是曹操第二，由他的后裔发动不流血政变，最后仍是夺取政权。
223、纷纷五位舅父，同时封侯，把西汉王朝开山老祖刘邦所订的「非有功不得封侯」制度，一举摧毁。一种崭新的，裙带关系照样可以封侯的制度，代之而起；西汉王朝政权也开始滚下悬崖。对一个强大的政权而言，除非君王亲自下手，没有人能摧毁它，现在，君王已亲自下手，西汉王朝就毫无生存机会。
224、慕容麟聪明伶俐，连一代枭雄，历尽人生沧桑的老爹，纵然在屡次被这位儿子出卖之后，仍爱他如初，说明慕容麟有他优越的反应能力，和偶发性的超人见解。问题是，他缺少智慧。缺少智慧的人最大的特色是特别自私，一直扩张自己的空间，从不去想别人，也从不去看别人；正义、理想、亲情、友情，以及罗曼蒂克的高雅情怀，只有在有助于他获得现实利益的时候，他才重视。否则，不过一句虚话。慕容麟不断叛变，家国越是危险的时候，他越奸诈反覆，原因在此。
有聪明而没有智慧的人，最后不一定都倒楣到被杀，但可以肯定：他所渴望得到的东西，往往一辈子也得不到。自私的程度，也就是痛苦的程度。东汉王朝皇帝刘秀的部队，被史书形容为一支解人民于倒悬、救人民出水深火热的仁义之师，而吴汉又是云台绘图的名将（参考六〇年）。然而，他们对人民的暴行，所有史书，包括资治通鉴在内，都轻轻一笔带过。千千万万被这些仁义之师杀死、奸死、烧死的冤魂，死不瞑目。尤其是，吴汉的暴行，连他的同僚都不忍卒睹，不惜叛变，就可了解他罪恶的沉重。然而通鉴只温柔敦厚的一句：「多有侵暴行为」。我们歌颂邓奉，歌颂他敢于反抗暴政，不惜叛变。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所以层出不穷，都是被中国人苟且求全，和懦弱无能性格宠出来、培养出来、鼓励出来的。中国人如果多出来几个邓奉，暴君暴官就一定大为减少。
225、功臣――在二十世纪，称「亲密的战友」，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一种职业。 无论统一全国的大王朝，或割据部份地盘的小王国，都是一样。从名满寰宇的文种、伍子胥、白起、韩信，到小局面卑微的孙护、务银提，每一个人最后都大祸临头。不仅仅是当权大爷少恩、亲密战友功高震主而已，而是专制的制度，把人与人间的恩情道义，一笔勾销。吃了某种药，就会有某种症状反应。
226、最热闹的是：「匈奴单于敬慕中国仁义，低头称臣。」匈奴单于栾提稽侯栅只因兵弱将寡，走投无路，才向中国投降，完全由于现实利害，跟仁义何干？中国皇帝中也有几位向蛮族低头称臣的，难道是敬慕蛮族的仁义？
这种信口开河的无知和无耻，一定导致错误的决策。虚骄之气不改，中国人就永远看不到面对的真相。
227、七国之乱是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如果七国胜利，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互相并吞，可能演出罗马帝国瓦解后欧洲各国林立，永不能复合的局面。
七国失败，西汉王朝顺利通过瓶颈，大一统观念逐渐凝固，深植人心，认为「大一统」才是正常之规，分裂乃一种暂时现象。虽然经过大分裂时代和小分裂时代，这种心理都没有改变。
228、一群老茧人物不考虑问题的实质，和建议的内涵，却用「年轻」二字，打击新生代精英，是传统社会最流行的手段。老人固然有可敬的优点，但必须是优点。仅由岁月累积出来的纯老人，有时反而成为进步的阻力。年轻人的见解，固不全对，但不能仅因为年轻，就认为一无是处。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惊人功业，都由年轻人开创。
229、仅只忠心没有用，必须使主子相信你忠心才有用。而又如何使主子相信你的忠心，那要看官场手段。
230、王莽的个人崇拜行动，如火如荼，这正是摇尾系统大显身手的大好舞台，对一个二十世纪的读者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布尔塞维克猛捧斯大林，纳粹猛捧希特勒，法西斯猛捧墨索里尼，狂热之中，上位的人为了夺权，下位的人为了夺利，纯洁的青年群众，则被拨弄得蠢血沸腾，理性全失。白的变成黑的，黑的变成白的，是非忠奸，完全颠倒，道德遂跟着崩溃。 一个道德崩溃的社会，一定受到惩罚，这惩罚的大小，跟崩溃的程度成正比例。王莽杀叔、杀子、杀公主、杀老友，不过残忍而已；而杀公孙闳，却是公开向正义挑战。摇尾系统吹响了魔笛，像魔法师引导老鼠一样，引导广大而昏迷的群众，载歌载舞，投向毁灭的深谷。
231、每一个开国的所谓「英明领袖」，「太祖」「太宗」之类，都不过在那里玩命。
232、孙权之存亡关键，间不容发，刘晔的谋略如果实施，中国历史将从二二一年开始重写。曹丕不是一个开创性的雄才，夺得帝位后，已经踌躇志满，不知道天下江山，每一寸都要血汗换取。如果曹操迟死三年，对这个天赐良机，定有闪电反应。假定有幸运之神的话，幸运之神正专心一意看顾孙权，使曹丕沉醉在恍情之境。试看他的理论根据：「别人投降称臣，我们却乘机翻脸，恐怕阻塞天下英雄归降之心。」这话在群雄并起时，是至理名言；而今，孙权之外，不过只剩下刘备，还有其他什么英雄？难道能鼓励出刘备归降之心？
233、很多人每当被事实或理性逼迫得无法反驳的时候，很少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抛弃主题，对主题之外的东西，诸如道德、私生活等，横加诬蔑，然后证明对方所持的事实不是事实，所持的真理不是真理。
这是惯用的「斗臭」手段。
234、（「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这种烟雾迷蒙的抽象字汇，如果可作为定罪的证据，则凡是有权杀人的人都有福了，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把这顶帽子，扣到任何一个看不顺眼的人的头上。
235、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却坐在必须有政治头脑才能坐的板凳上，实在是一种灾难，他的最大的特征是，深信凭他主观的意志和手中的那点权柄，就可以随心所欲，使太阳从西边升起。
236、马援把沾沾自喜的公孙述「大帝」，形容成一个人形玩具，和一只蹦蹦跳跳的井底之蛙，可谓传神。 玩具型人物或井底之蛙，自己过瘾有余，建立功业不足；对他们的失败，我们毫不关心。不过，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玩具型人物和井底之蛙过多，国家社会就无法避免要受苦受难。八年之后，成都陷落，东汉军队屠城，那些哀魂怨鬼，都为公孙述盛大的官谱排场，付出代价。
237、皇后家族当权的主要原因，在于皇太子不准许过问政治，不准许关心民间疾苦，不准许跟现任官员来往，不准许跟知识份子结交。如果不相信这一连串的「不准许」，违反了一条，即令吉星高照，不被罢黜，也会引起大狱。而且，当皇帝的人，往往都死得太早。死得太早的意义是：寡妇太年轻，孤儿太年幼。面对着丢下来乱糟一团的摊子，和人头攒动的文武百官，跟一个普通文化人面对核子反应炉一样，陌生、恐惧，不知道如何运作。于是，寡妇只有信赖她最熟悉的娘家人：父亲、哥哥、弟弟、侄儿。孤儿也只有信赖他最熟悉的舅舅家人：舅父、表兄、表弟、表侄。皇后家族就非处于第一线不可，想逃都逃不掉。何况，根本就没有人想逃。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皇后娘家人，还在心如火焚的争取。
238、感谢时代，允许我们把帝王们放到清水里泡而洗之，洗净这些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污垢，撕掉挂到他们脖子上的招牌铃铛，使他们恢复本来面目。刘邦就是刘邦，什么「高祖」？刘彻就是刘彻，什么「武帝」？刘德就是刘德，什么「献王」？
帝王跟小民一样，都是人。这种精神在中华人社会流行最广的武侠小说上，充分表达，江湖好汉醉心的是，从古人「秘笈」中寻求武功，很少自己发明武功。而且，门徒的武功再高强，也永远高强不过师父。这件事情如果倒转过来一想，事态就十分严重。那就是中华人已被命中注定：一代不如一代，精华在「古」，越现代越功力不济。这种发展违反进化原则，祖师爷如果可以一跳三丈的话，最后一个徒孙，大概一寸也跳不起来，只因门徒不能胜过师父。于是「尊师」跟「重道」同等，「师」与「父」 合一，有创见或企图突破，就是「背叛师门」，将受到唾弃和诛杀。
239、问题在于枪杆子出来的政权，当然在玩枪杆的人控制之下，而军事和政治，迥然不同。威尔斯评论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政治是太复杂了，不是一个军人所能了解。」偏偏靠枪杆起家的领袖，习惯于枪杆万能，对于任何反抗势力，只知道镇压，不知道化解，而且即令知道化解，也不知道病根何在。他们只看到人民反抗，而看不到人民反抗的原因。于是儒家学派史学家替君王指出原因，认为是一小撮刁民叛徒不安分的缘故。暴君有了这项理论根据，就更凶不可当。
240、没有一个聪明人不学问渊博、言辞锋利、反应迅速，有果断处理事务的能力。然而，一个可怕的缺点使上述种种优点，全化成陷阱，这缺点就是，他把所有的人都当成白痴。有此一念，使他不能提升到智慧的境界，世界在他聪明的眼睛下呈现出来的，完全走样。为了维护他聪明的形象，对不符合他愿望的事实，往往怒不可遏。从史书上有关王猛政绩的记载，看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即令在战时，也可以创造出来一个善恶是非分明的太平盛世：「每个官员对他所担任的职务，都能胜任愉快；每项刑罚，一定都有犯罪证据；国家富裕，武力强大！」三百余年大分裂时代中，中国像一块血腥的沙漠，到处狂风滚石，禽嚎兽奔，人们互相吞食，只有王猛治理下的前秦帝国，是沙漠中的唯一绿洲，每人都享有安富尊荣。这正是中国人一直追求的理想世界，显现出法治的奇迹。
241、中国官场文化中，王导先生属于和稀泥型。
……忠于君王对自己有利时，他忠于君；忠于奸臣对自己有利时，他忠于臣。最后，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人」。 问题在于，说他是「好人」的「大家」，并不是小民，而只是官场里打滚的一撮政客。小民的哭泣和愤怒，他听不到，船舵和桨楫损毁折断，他也看不见。他从不解决问题，而只会把问题用纸包住。尤其恐惧任何改革，一则是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一则是唯恐怕财团地主不高兴。于是，善良的人被压榨，正直有作为的人被排斥，恶棍所向无阻。是非黑白，全部颠倒。
司马光直率的指出王导是晋帝国纲纪混乱之源，事实上，这种混世的「好人」，也是中国五千年来纲纪混乱之源。
242、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项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
243、赵国（首府邯郸）自胡服骑射后，国力陡增，成为战国时代后期唯一可以跟秦王国（首都咸阳）对抗的强权，如果不是错用了赵括（参考前二六〇年），秦王国不可能东进。然而，利益这么明显的一项改革，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这么困难。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进步的力量，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公孙瓒跟董卓，是从一个破窑里烧出来的货色。用凶暴的手段把大海搅得波浪滔天之后，却认为仍可躲在一片树叶上，照样保持他的荣华富贵。天下竟有这么多头脑简单的恶棍，而这种头脑简单的恶棍，竟也能平地崛起，原因何在，留给我们一个课题。
244、摇尾系统「效忠」到极致，一定会煽动主子之间互相仇恨，甚至火并，以便从中取点小利。所谓主子，在摇尾系统掇弄下，身不由己。
245、大多数的叛乱，都是官逼民反，在此又多一证明。暴官暴政之下，人民忍无可忍之时，只好用钢刀反击。一旦有一个清廉的或多少有点爱心的官员出现，小民便感激涕零，争先归附。西羌、南蛮，全不例外。
在专制封建制度下，小民的欲望，是何等低微，又是何等容易满足！偏偏，连这也得不到。御用史学家笔下中国人的历史，根本是一部奴役史；他们以帮凶的身份，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一味斥责「刁民」，历史真相，遂一直被隐瞒、被歪曲。
246、一个专制暴君，或一个或大或小的独裁人物，日夜寻找的绝不是激烈率直的批评；恰恰相反，他日夜寻找的却是使他龙心大悦的赞扬。
247、然而，在以后的漫长历史中，统治阶层的老毛病不断发作，虽然有人力主薄葬，结果仍是厚葬。
祖先崇拜的情操，使做儿子的人，觉得如不长期守丧，就是不孝；做部属的人，觉得如不搞得热热闹闹，就是不忠。于是，笑话百出，丧礼遂变成一场锣鼓喧天的趣剧，既不严肃，也没有一点悲哀的气氛。
248、诛杀太子的亲娘，为的是要避免皇亲国戚弄权。犹如敲掉老虎口中一颗牙，便认为可以避免他吃肉一样，如何能办得到？只不过为人间增添一则不平。
249、扬雄是动机论者，指出端木赐求的是和平，张仪、苏秦追求的是富贵。他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端木赐不追求富贵？又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苏秦、张仪并不追求和平？如果我们认定苏秦、张仪是追求和平，端木赐是追求富贵，扬雄又如何反驳？孔丘和孟轲，就曾仆仆风尘，东奔西走，说破唇舌，希望二者全都到手。问题只看你追求时用的方法，和追求到手后做些什么？能够「安中国者，各十余年」，已经够人民顶礼。
250、政治应有一种让步性，凡是在敌人身上称心快意，必然召来另一种称心快意的反应。恶性循环，无有已时。
251、董仲舒这项「对策」，经刘彻采纳后，就成了神圣的「国策」。一个巨大转变，在不声不响中产生，曾发出万丈光芒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沉没。
代之而起的，是漫长单调的儒家思想的黑暗时代。在此之前，中国学术界跟古希腊一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此之后，中国人开始被儒家学派控制，随着岁月的增加，控制也越严密，终于完全丧失想像的空间，奄奄一息。
252、孩子们被阉割后，即送入宫廷，永远和父母家乡隔离。跟宫女的遭遇一样，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折磨死。而宦官比宫女更为悲惨，宫女在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可能，宦官则永远没有，而是终身奴隶。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魔窟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护自己。最幸运的人，终于有一天接近皇帝。皇帝是权力魔杖，触及――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绝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含泪而死，犹如绝大多数的无期徒刑囚犯，都在监狱中含泪而死一样。
253、一旦人民被置于统治者控制之下，就只好永远的生活在「人心思变」――思念过去所谓「好」日子――之中。